《四世同堂》读后感3500字

摘录

老舍一生经历了两次重大战争的洗礼，一次是八国联军侵华，那时他才一岁多，没有什么记忆，但父亲在战争中的惨死和妈妈常讲述那场战争的往事，战争的残酷已在老舍记忆中埋下了深根；二是他亲身经历的抗日战争，无法抹灭的记忆又呈现在眼前，这使他对战争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情愫。抗战前，老舍的出国经历，也带给他文化的冲击，“中国——英国——新加坡，正好使他‘饱览’了殖民统治的三个组成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殖民宗主国（英国）——殖民附属国（新加坡），种族歧视与殖民统治塞满了他的视野，逼着他去思考民族-国家的生存问题”①。《四世同堂》的诞生，传达了老舍的文化选择和理想，“我们必须放弃了那小小的人道主义。我们必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因为面对面地我们遇见了野兽。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勇敢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四世同堂·偷生》)。

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群像，折射出战争时期的人生百态。有研究者称“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城市和农村经济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迅速破产，人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因，‘求和平’的人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灭亡或者堕落”② 。《四世同堂》描写的中心，是四世同堂的祁家，家中的四代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面对战争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祁老太爷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他是个安分守已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战争时期，只关心他的寿诞，国家大事，认为是宰相大臣们所关心的，和他这个小民无关。北平的沧陷，初始以他以往的经验看，不过是三个月的事，之后就会天下太平了，只要存好足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行。面对战争，他采取“破缸御敌”的策略。后来面对日军的暴行，他终于有了一丝的反抗。祁天佑是新旧过渡时期文化的代表，战争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一个正直的生意人，总以“和气生财”为宗旨，因不忍于日本人“我是奸商”的侮辱而跳河自杀。祁瑞宣、祁瑞丰和祁瑞全处于新文化的氛围，但他们有各自的性格特点。瑞宣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化身，受长孙身份和现代知识文明的双重影响，身上时刻体现着理智与情感的碰撞。他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在日本兵占领北平后，思想上知道该赴国难，行动上让三弟尽忠，他尽孝，为此他只能在家中惶惑、偷生而已。后终于在国家危难之际，在家庭伦理观念的束缚中寻找到一丝出口，配合老三搞地下工作，表现出敢于承担大事的一面。瑞全是那个时期激进青年的代表，他身上少了知识分子的儒雅，多了一份野蛮霸气，正是这些使得他敢于冲破家庭的羁绊，勇敢的走向抗日前线，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瑞丰是思想被奴化的知识分子，民族的危亡，对他来说只是简单地改换主子，他好吃懒做，甚至巴结日寇。小顺儿是家中的第四代，充满生机与活力，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同一个家族，不同代的人，思想有各自的差异，在战争面前，也显示出不同的人生态度。

书中描写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钱默吟和牛教授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钱默吟是闲散文人，养花弄草，品茶下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传统文人的济世情怀和爱国热情战胜了只顾个人安危的思想，在抗日战争面前变成英勇的战士。虽己年逾花甲，却仍奔波于抗日的活动中，有着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毅力。钱默吟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在国家生死存亡面前，没有个人，只有我们，没有小家，只有大家。牛教授在学识上和祁瑞宣、钱默吟一样，是个地道的学者，或称学究更为恰当。整日埋首书堆，苦做学问，不问俗务和政治。牛教授这样不问世事的人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战争的大浪之中。他与日本人合作，出任教育局长，企图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保全性命和珍贵的图书仪器。尽管面对许多爱国人士和抗日青年的责难，但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好的选择。钱默吟和牛教授，同处一样的社会坏境，相似的文化背景，却有各自不同的选择，彰显了迥异的人生百态。

《四世同堂》中除了描写知识分子形象外，还塑造了人民群众的群像。北平城外的常二爷，为人忠厚老实，待人诚恳善良，但面对日本侵略军的侮辱，毅然为了国家民族的面子而死。剃头匠孙七爱憎分明，誓死不挂白旗，被日军活埋，仍不失自身的气节。车夫小崔一生正气，敢于痛斥日本人的走狗奴才。相声演员方六，被抓入狱，放出后仍敢于讽刺日本侵略者。这些底层的小市民在国泰民安时，只会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国家大事对他们而言太遥远了，但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表现出作为中国人的骨气和骄傲，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以自身微薄的力量而努力着。相对这些民众来说，还有一群人，和他们有着不同的心态，如冠晓荷、大赤包、胖菊子等人。他们只想在国难中找到自身的立足点，苟且偷安，变卖气节，丧失人格。冠晓荷不断期盼改朝换代，巴结权贵，甚至用女儿作为筹码，却只落得被日军活埋的下场。大赤包则是大发国难财，建立妓女所，最后也只能惨死狱中。胖菊子与汉奸交往，沦为下等娼妓。这些人只是万千民众的代表，是那个时期比较典型的人生形态。时代历经沧桑变化，其中一直不变的是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人文传统，是整个国家得以传承的基石。

无聊无耻的冠晓荷：在这部小说中，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集中西糟粕于一身,在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里长大，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他们用浮光掠影的片言只语装点自己，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老一代的淳朴、热诚与自力更生的生活能力。他们满口新词汇，实际上却一味追求享受，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汉奸，《四世同堂》中的蓝东阳、大赤包、祁瑞丰、冠晓荷等，他们“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在公园里挤来挤去。他们穿得讲究，笑得无聊，会吃会喝，还会在日本男女占据住的地方去表演九十度的鞠躬。他们仿佛很高兴表示出他们的文化，亡国的文化，好教日本人放胆侵略。他们的钱教他们只知道购买快乐，而忘了还有个快亡了的国。”“他们丑，脏，无耻，狠毒，他们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他们都具有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无耻、反动、腐朽的本质。

由隐士诗人变为革命斗士的钱默吟：诗人钱默吟自称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不深懂的事。”所以他的院中满是花草，他寄情于诗画，很少与人交往，“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施令，而不能看着别国的人来作我的管理人！”于是，在战争中，诗人演变成了战士，演变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虽己年逾花甲，却仍奔忙于抗日的活动之中，其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毅力，让人自惭形秽。如果在现实中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我想我们一定会自觉地向他敬礼。

《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就是这些思想矛盾的“中间人”的代表。温顺老实的民族传统，在瑞宣心里刻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尽孝的观念让他束缚不前；与世不争的性格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但面对敌人的压迫，和自己内心的良知又使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无所作为，而瑞宣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些。他生长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是这个四世同堂家庭中的长子长孙。他上有祖父和父母，下有兄弟、妻子和儿女。他是这个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中坚”力量，负担着孝敬长辈，振兴家庭的重任。他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一些现代思想，知书识理，温文尔雅，有一颗忠诚的爱国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处于一场动荡的历史漩涡中，新思想与旧传统的纠缠、家族情节与自己想法的冲突，让瑞宣在感情上备受创伤。当敌人入侵家门，祖国沦陷的严峻时刻，他渴望和老三瑞全一样逃出北平去参加抗日战争，救国救民，但他又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从小在他的意识中灌输的要对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尽孝的思想，让他只得守在家中，满怀义愤，却不能付诸行动。他一直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之间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妥协、忍让，但最终他还是从矛盾苦闷中解脱觉醒起来，走上了反侵略之路。从祁瑞宣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反抗侵略的战争中，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正在逐步改造，这些形象中包含的丰富的时代内容，深刻揭示了被征服者的亡国之痛及其新的觉醒和崛起。

总之，在老舍的作品中，虽然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对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也是老舍所关注的。老舍曾经在英国伦敦教书五年，这五年中西文化的差异、冲撞与交融，拓展了老舍的思想和视野。在作品中他也将塑造的一些理想人格加进了很多西方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