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_精选读后感4000字

《红与黑》书评：

·司汤达的社会观与文学观

司汤达生活在法国封建专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剧烈转型的大动荡时代，经历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政变、波旁王朝复辟及七月革命等重大而急遽的历史变革。在思想上，他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学说，以及18世纪启蒙时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极大影响。加之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政治态度较为激进，赞同雅各宾派的革命主张，而且从不怀疑革命给社会带来的进步。三次追随拿破仑远征欧洲的经历，令他成为同时代作家中也许是唯一真正了解拿破仑时代的。但拿破仑之于他，首先是一个“伟人”。司汤达的人本主义、关于“人”的理想，似乎在拿破仑身上实现了。拿破仑的失败使他丧失了一切，然而王政复辟并没有使他丧失信念。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纷争迭起的理论界冲突，无一不造就了司汤达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也催生了他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文艺观。

在19世纪20年代的法国文坛上，司汤达第一个明确批判“惯于去摹仿他们（拉辛与莎士比亚等人），而不去睁开眼睛观察和摹拟自然”的创作观。在司汤达看来，新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再现当下生活或社会现实。他主张艺术家认真观察、研究、反映现实生活，深刻地认识、把握、揭露社会矛盾。因此，他对于那种一味摹仿旧作的官方古典主义的反对就不言自明了。司汤达于1823年发表的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1830年发表的《红与黑》令司汤达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首位实践者。这部政治倾向鲜明的小说，旨在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观，“认真地描写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描写“1814年至1830年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

与此同时，司汤达的小说中包含着丰富细腻的心理刻画。《红与黑》对于连的心理描写显得冷静理智，充满逻辑和理性。司汤达对于社会普遍心理与爱情心理现象的挖掘，大大强化了人物性格的表现力，且已具有现代意识的特征。小说对于人物心理现象的全神贯注，折射出19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水平。这一类作品，在20世纪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背景下，发展为意识流小说。

·“于连悲剧”的时代必然

《红与黑》以于连·索雷尔浮沉升降、兴衰荣辱的短促一生中的各种遭遇为线索。从唯利是图的外省小城，到省会贝藏松、首都巴黎；从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到黑幕重重的保王党集团；从爱情生活、宗教活动，到秘密政治会议，鲜活地勾勒出一幅查理十世统治下的社会画面。

在这样恶浊的政治氛围笼罩下的社会环境中，司汤达安排了主人公于连短暂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虽然于连自称“平民”、“木匠的儿子”、“工人的儿子”、“仆人”、“农民”，实际上，他的父亲已经由农民发迹为锯木厂主，他本人也先后在谢朗神父、德莱纳夫人和神学院那里受到教育，属于小资产阶级行列了。虽说他儿童时代就狂热地崇拜拿破仑，热望进入军界，但当他看到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生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40岁的神甫就有三倍于拿破仑手下著名大将的收入，就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开始发奋攻读神学了。他拒绝富凯向他提供的帮助，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保证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的梦想，是自我实现。以此为起点，他与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这个反抗者的思想性格中存在着多重面向的矛盾，反抗与妥协、虚伪与真诚、自卑与超越，在于连的身上齐头并进，导致其所想所行经常在真实中掺杂着假象。一方面，于连野心勃勃，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和反叛意识；另一方面，他生活的时代、他不稳固的地位，又不能不使他处处设防，谨小慎微。然而，一切努力仍不能填平等级的鸿沟，于连在贵族眼中，至多是个服务得很好的仆人罢了。贵族社会按人的身份等级划分得极为周全的礼貌，或者谈吐中冷漠轻蔑的表情、餐桌上的末席地位……种种无形的刺激，只能加深于连痛苦和嫉恨。也正是因为时刻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低下，于连对上层贵族社会的丑恶观察得最为透彻，怀着最强烈的愤懑。他成为唯一能以冷静的批判眼光观察一切的人。他鄙视贵族阶级的僵化保守、平庸无能；痛恨耶稣会教士的伪善贪婪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寡廉鲜耻；他把巴黎视为“阴谋和伪善的中心”，把神学院称作“人间地狱”；他在内心咒骂瓦勒诺之流是“社会蠧贼”和“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最终，鼓舞着他的英雄主义与平民反抗意识，战胜了个人野心。尽管他知道特赦以后，他仍然可以得到财富和爱情，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控制的法庭求饶，坚强而又果敢地走上了断头台。

于连作为受压抑的阶层，注定是贵族社会的对抗力量。他不得不生活在一连串矛盾和痛苦之中，以虚伪的、违反本愿的方式挣扎与奋斗。他的奋斗，是以英雄主义为指导的，是以自我为核心的，是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于连试图以此冲击封建时代下的一切道德观念，这种思想注定了他与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决定了他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

·“于连形象”的社会隐喻

《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雷尔是崇尚自我、实现人性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形象载体，一个寄寓着丰富隐喻意义的象征符号。

于连・索雷尔与德・瑞纳夫人、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情故事贯穿全文，是刻画于连人物形象，也是反映复辟王朝后期社会风尚的重要内容。作者对于连两次恋爱的生动描写，在复辟时代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深刻的隐喻意义。于连与德・瑞纳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爱情内涵各不相同，前者是“热情之爱”，后者是“虚荣之爱”。三个人物之间，一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他们，就是他们都厌恶自己生活的环境。或是对查理十世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厌恶，或是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假若不是处在腐朽、虚伪、病态的波旁王朝统治之下，假若于连的才智和理想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他不会去勾引比自己大十岁的德·瑞纳夫人。同样，假若不是对环境的鄙夷和厌恶，德·瑞纳夫人也不会爱上比自己小十岁且身无分文的于连。德·拉莫尔小姐身为侯爵之女，倘若不是厌倦糜烂的宮廷生活，也绝不会爱上汝拉山下的小木匠于连。金钱、地位、美貌、上流社会的生活，德・拉莫尔小姐应有尽有，然而她在现实生活中永远得不到的，即是对幸福爱情的满足。如书中所说，当时在巴黎上流社会出入的人都是些非常漂亮的混蛋、戴勋章的恶棍。19岁的德·拉莫尔小姐虽然处在“幸福”的岁月，却烦闷难忍。在于连身上，她看到了勇敢的、具有高度智慧的不平凡的个性，看到了身边见不到的旺盛精力。由此可见，于连和德・拉莫尔小姐之间爱情的纽带其实是于连的英雄行为，而不仅是对爱情自由的追求，他们的爱情建立在一连串的误解与算计之上。这也解释了德·拉莫尔小姐对于连英雄性格的诸多想象与崇拜，以及她许多看似矛盾的行径。比如，德·拉莫尔小姐崇拜祖先，从观念上理解爱情，她爱上了平民出身的于连，敢于在第一次约会就委身于他，而到了第二天早晨却又昂起她那高傲的头。

从而可看出，《红与黑》中对爱情的描写，实质上也是批判妨得人类情感正常发展的社会的一种形式。这种批判，在具象化的爱情描写中，包含其政治内容，形式往往是隐喻的。通过表现非政治性行为（爱情）中的政治，进而表现潜在的阶级行为。

马斯洛在需求层次论中，把自我实现归之为人类生存、安全、归属、自尊之后的最高需求。“追求自我实现，致力于捣毀自我实现的障碍”是一根贯穿于西方文化的红线。自我实现的条件，是社会必须具备符合人性发展的自由、正义和秩序。由于人类社会很少具备这些条件，因而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人类大部分时间不是在追求自我实现，而是在争取自我实现的条件，即自由。追求自由者生理生命的悲剧性毁灭，正标志着其精神生命的辉煌诞生。就于连而言，他聪慧的头脑、堂堂的仪表、坚强的意志，在复辟的波旁王朝中，却不得不用以面对被击得粉碎的“拿破仑之梦”。他面前只有一条当教士的路，而走这条路就意味着他将荒废自己的才华，压抑自己的理想和人性。于连最终选择了反抗和自我实现，并且以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对他来说，自我实现的需要超越了一切，包括爱与自尊的，从而成为他绝对的优势需要。

反抗与自我实现的强烈使命感，使他对德·瑞纳夫人纯洁的爱，保持着不恭的态度。为了实现自己，他在敌对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不得不拼命地压抑自己善良诚实的天性，甚至自称虚伪。爱和自尊始终与他的最高需要处于矛盾的交战状态。是安分守己、保住道德与自尊，还是不择手段地寻求发展进升的机会，这是于连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重要选择。而在他身陷囹圄之后，他面临的是上诉自保，还是走向死亡的第二次选择，最终他选择了断头台。自我实现的需求代替了野心、甚至生存需求。法庭的陈词表明，他意识到敌对势力的压倒性优势，领悟了自我实现在此种情境下的虚幻性。人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这个非自由、非正义、失序的现实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了于连悲剧的必然性。

于连的形象隐喻了波旁王朝复辟时代的青年宿命。小说的标题即是一个绝妙的隐喻：“红”，拿破仑将军制服的颜色；“黑”，修道院道袍的颜色。两者指向于连心目中成功挤进上流社会的人生理想的两个标志。于连短暂的一生，始终摆荡于其精神世界的“红”与“黑”之间，艰难屈辱又雄心勃勃地奋斗着。然而那超越的需要，连同他生命的本身，在时代背景下注定是要同时毁灭的。

可以说，这部小说事实上是作者对大革命以来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对人的处境及其心灵的拷问结果。司汤达敏锐的政治眼光与思想，使他得以将两个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的学说，与反封建的革命意识融合在一起，熔铸为于连这个文学形象。我们自然可以感受出作者对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坚定信念，这种理解与信念融入于连的灵魂，并以之作为ー面镜子，引导人们去思考奋斗。法国新旧交替时期的观念更新与时代精神，凝聚于一个人物符号着。同时，司汤达也借之呼唤千万个于连的到来，以此预言压抑摧残人性的时代行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