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读后感1100字

《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

1.四千年前副热带高压环流位置的变化，导致中华大地雨量北少南多，中原地区却恰到好处，中原文化开始崛起，最早兴起的北方南方文化同时消失。由此解释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分布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变化。

2.考古显示“五谷”在二里头地区聚齐，表明北方物种南移和南方物种北移在中原地区汇聚，早期中华大地即已存在南北交流。早期草原文明程度其实并不逊色于农耕文明，吃亏在文字出现较晚以及流动性太大文化成果难以积存。倘若一律以夷狄视之，则会局限于农耕本位视角。

3.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自古并存，商与方国、周与戎狄、秦汉与匈奴、隋唐与突厥、北宋与契丹、南宋与蒙古、大明与女真，双方始终在互动、碰撞、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史。双方和平时期通常的模式是纳贡和亲，农耕政权舍财免灾，游牧政权借财聚人。但是对峙、战争的状态更多，因为纳贡和亲的模式极为脆弱，只要双方力量失去平衡立即瓦解。

4.草原地广人稀、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决定了游牧民族长时间处于松散的部落状态。缺乏山川险阻、一马平川的地理特征，又让强势部落崛起后能够迅速统一草原。由此草原帝国通常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农耕文明即使打败游牧民族，也难以清除后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久之后另一游牧部落又开始崛起。

5.早期草原政权满足于掠夺农耕政权的人口和物资，或者依靠武力敲诈获取农耕政权的财富，对统治农耕地区缺乏兴趣。第一个希望长久统治农耕地区的草原政权是北魏，其统治者强势转向农耕文化，但是完全丢掉草原基因后迅速失败。

6.契丹在草原政权的基础上，引入农耕政权集权治理模式，第一次尝试将两种政权模式相结合，在保留草原民族战斗力的同时克服其松散性。可惜其贵族随即陷入奢靡享乐，很快显出疲态。

7.从山林起家的金国在占领大片农耕地区后，既不熟悉草原、也不熟悉中原，立即陷入以极少统治极多的局面，不得不转向农耕防守型治理模式，其本部战斗力迅速瓦解。

8.蒙古和满清，均以草原为基础建立了新的组织形式和军事制度，战斗力空前强大。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同时占有了草原和农耕地区。不同之处在于，蒙古仍偏重于草原，以军事和商业立国，农耕区仅被当成生产区；满清则注重平衡，混合政权的治理模式趋于成熟，草原、高原、中原、山林、西域，融合成一个大中华，随即又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

9.抛弃农耕文明本位主义或者草原文明单一视角，平等地看待“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从更宽广的视角和更多的维度，来看待两者间的演进与交融，这是本书对中华文明4000年历史的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