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读后感2500字

万古之江河:巴颜喀拉山的雪水，在最近的未来必流入大洋。在彼此相通的海洋中，长江、黄河的水滴，将与别处的水滴混合。幼发拉底河、恒河、多瑙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流入各自所在的区河，再经过洋流的混合，最终“和同为一家”，不知人类最终的发展是不是如此。许倬云先生从远古起纵横几千年，中国文明的发展如中国之河一般，或许它们各有源头，却能在某处汇合成滔滔不绝之势。摘录几条以自许。

“区系类型”是中国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提出的观念。他的“类、型”是相当于上述小地区的文化系统，他的“系”是属于上述较大的文化系统，而他的“区”是每一区综合起来呈现的更大系统。

如果以此推演，则炎、黄与蚩尤的三角竞争，毋宁正是仰韶、红山、大汶口三个北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接触，而最后组织为“五帝”的传说系统。

商王祭祀系统，由卜辞可见，有新旧两派，此起彼伏，旧派的祭祀对象是谱系严整的先公先王祖妣；新派则杂收诸神，包括各种自然神及大人物（例如大巫），至于祖先神，反而更为收缩，致祭时只祭祀大宗及五世以上的先妣。

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不能不设计一套统治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

“夏”之地位提升为三代统绪之首，未尝不可能是由于周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个古国之中，特别表彰夏人的地位而造出“三代”之说。

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社会上层文化的下达，浸润于社会下层，使得周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相伴而来的，又有各地地方性文化露头的现象，以及都市化与商业化导致的世俗性文化。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

从中东两大文明所见的思想方式言，两河流域的文献中，显示二元对立的观念：淡水与苦水，山雨与干风，农耕与牧养，以至光与暗，生与死……无非难以调和的对比与对立。终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提出的二元信仰，成为后世中东宗教的基本观念。

在大突破终于发生之后，人间的关怀，二元的动态及互补，遂成为中国文化系统内主要的思想模式。

始皇出巡五次，于中原地区，只是路过，其行程重点，都在边缘地带：陇西、碣石、会稽——似乎都在确认帝国的边界。秦筑长城，绵延北疆，也是确认边界的意义。

然而，如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秦汉时代毋宁是经历了一次全盘整合；先秦思想学派，如百川汇海，终于综合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

东汉皇室不愿思想界有威胁皇权的潜在机能，为此两度以皇权主持学术讨论，钦定了儒家思想的范围。

然而，深刻地观察，这一段中古的中国历史，已经纳入东亚与东北亚的列国体制，中国不能自外于周边的列强，中国也不过是其中角色之一。

总结本节，中古时代，中国经历七八百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原有“汉人”的中国人口，在接纳无数北方、南方的外族成分，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于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

经由羁縻州府结合外族的帝国外围，经由册封制度吸纳邻近国家依附于帝国体制。然而，更外一层则是吐蕃及回纥一类独立的势力，时友时敌，和战不定。

汉唐的中国，有一个多重同心圆的网络，以安排中国与四邻的关系，遵循古代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叠合的理想形态，五服或九服的结构中，中国居于中央，由此一层一层推展不同的政治单元与中国的相对关系。

综合本节所考察的现象，中古时代的中国，不仅已纳入亚洲整体性的经济网络，而且中国在中亚——东亚长程贸易居于商品的供应者地位，而在海道方面的国际经济，中国货币更是国际通货。经由中国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

不论内藤理论或资本主义萌芽理论，都建立在欧洲（尤其西欧）发生的历史现象上，未必能解释中国的历史现象，更不能由此建立人类社会演变的共同性。

宋代的中国不能再以“天朝”自居，是以有反求诸己的内敛气象。宋人重华夷之别、正闰之辨，宋代史学著作，每多这些讨论。宋人好古，常有复古的倾向，理学思想必以上溯孔孟为标榜，宋代稽古的学风，开中国传统考古学的先河。凡此作风，都可解释为在列国体制中，寻找汉族中华文化的定位。

启示型的教派，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共同的性质，即信仰二元的宇宙、善恶之间的斗争、“千禧年”式的劫世、救世主的来临，以及经由信仰而得到救赎。

有明一代，官吏不过是佣仆，君主对文官任意奖黜，一有得罪，当朝廷杖。即使是宰执，也难得为君主礼重。后来宦官专权，文官更是受尽皇室家奴的欺凌。明代士大夫，虽在乡里为缙绅，在朝廷则未能有意气发皇的机会。

大清帝国的行政系统，也是双轨制。六部、九卿的正副主管，所谓堂官，有满、汉两班共同视事。各省督抚是地方大员，自清初以至中叶以满员为常，汉员出任封疆大吏，为数较少。

在政府组织之外，帝国本身的结构也是二元的。山海关内十八行省是汉人的地区，由省、府、州、县的流官统治；关外乃满人故乡，号为“龙兴之地”，则由将军与都统管理。

综合言之，中国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步一步走向“武化”，不仅军事人口逐渐增加，而且谁掌握了武力，谁就能攫取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力。即使发展实业与教育，也必须在“武化”的环境下始得有建设的机会。一百年来，中国长期战争，国土分裂，全国资源分散，国家积弱不能振作，然而刘铭传在台湾、张謇在南通、卢作孚在北碚，都以有限的地方资源推动地方建设，在一个时期内有所建树。

于是，视保守为落伍，学西方为现代，遂成为一时风气，而社会进化论只是这种风气的辩解而已。其后果，则是以“革命”一刀切断过去，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是这种风气的总汇，也确实发挥了鼓吹的功效。

“革命”一词，在古代是天命更易。在近代，政治革命通常意指：对于当时制度与秩序不满的人群，秉持一定的理念，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力量，推翻统治者，建立新政权，而且随着新体制当权，通常还进行社会革命，改变社会价值，以贯彻掀起革命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