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精装版）》读后感2100字

本书带着非常消极的思想分析万历年间的帝国症结，虽然没有日本学者“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中国”那般激进，不过自宋亡之后汉民族的没落是不争的事实。作者从看似一片太平的万历十五年中，管中窥豹，对六位大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的遭遇分别分析，从朝局政治、军事、财政、思想等方面徐徐展开，论述了明末政治制度中以道德解决技术问题的弊端，挖掘出历史深处凝积的无法逆转的症结。而万历皇帝最终心灰意冷，五位大臣没有一个可以全身而退，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自幼勤学好读，长大后也是有一番雄心的，可是真正想做点事的时候，他才发现受制于种种掣肘，没办法按自己的想法来办事。那些文官集团不断以劝谏的名义，批评他奢侈懒惰、只顾个人享乐，甚至连他的私生活也要批判一番。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思想，是一种巨大和沉重的道德观。

在无数的束缚和管制之下，他手中的权力不仅不是万能的，还会带来无数的烦恼。他已经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种机构般的存在。而万历皇帝自身亦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最终他选择“无为”，躲在深宫之中，再也不过问政事。

张居正

张居正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改革家，治国能力毋庸置疑，在他担任首辅的期间，深获万历皇帝的信任。所以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也颁布新政，整顿赋税，进行了一场继秦朝和隋唐之后最深刻的改革，开创了万历新政。

为了有效贯彻他的改革，他选择安排自己的亲信官员担任各地方官员，让他们协助自己完成政令。落了一个滥用私臣、任人唯亲的口实。而且，张居正的新政过于激进，经济体制改革严重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文官集团对他的怨气非常之大。到他去世，文官集团马上对他进行清算，奢靡的生活也确实给人留下口实。如当年明月的评价：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最终张居正遭到抄家、身败名裂。

申时行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接班，他深刻地认识到，文官集团的平衡，是关乎这个国家能否继续走下去的核心问题。他甚至明白，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在于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团整体感到满意，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整个帝国只要能够在基本保障全民温饱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就行了。正是抱着这种妥协、左右逢源的心态，申时行在各种利害关系上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变得首鼠两端。

申时行坚定了用妥协和调和的态度，即所谓”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种圆滑的处世方式并没有让他落得太好的下场，最终在文官集团的不断攻击下辞职。

海瑞

海瑞是一位底层出身，但却有带有传奇性的人物。他毕生都恪守着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同时也极度重视法律的标准，他尊重法律、执法不阿，主张忠实地体会法律精神。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试图以一己之力来证明法律的价值，并以法治的标准来管理自己的辖区。可惜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他的作为已经触动了众多官僚的既得利益，性格耿直的他在官场更难以与他人相处。

公正廉洁的海瑞奉献了一生，却无法从本质上解决制度上的问题，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拿不出根治国家的办法。

戚继光

戚继光是一个军事奇才，他一生战功卓著，军法严明，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体现了他卓绝的建军能力，他组织的新型军队有效地打击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但是，戚继光的军队从性质上已经带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从“戚家军”之名中就可见端倪，这和明朝的军队制度有着冲突，在文官集团眼中，他的新军已经成为国家威胁。

文官集团的观念中，不可能把力量作为权威，这必然导致文官和武官的对立和冲突。武将需要决断和极端，而文官崇尚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此时，帝国的政治思想基础是孔孟之道，军队在这种一元化的制度下，地位必然沦落到历史的低点。在整个帝国重文轻武的风气下，戚继光的悲哀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李贽

李贽是本书提到的最后一位人物，他从小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成人，他看出了当时的伦理道德已经极度僵化，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可是另一方面，从他非法收入的获得、对宗族的照顾中又明显看出他难以和心中固有的传统思想决裂。他们所受到的教养，都要求发扬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触实际，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干脆销声匿迹，这使他成为一个极为矛盾的哲学家，最终他也在这种自相冲突中自杀于监狱之中。

万历十五年前后，帝国表面风平浪静，可惜这只是粉饰出来的太平，帝国运行的轨道已经僵化，以文官集团极度推崇的道德观念来取代真正的法治，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导致在治国上的种种弊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种弊端也最终将明帝国推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