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6000字

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都不应该完全占据我们的课堂和头脑存在是合理的，然而，存在是不完美的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首版于1947年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 首版于民国七年

孔子（公元前551~479）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宋国贵族多为商朝王室后裔。他出生于鲁国，家道中落，靠个人好学努力试图在鲁国获得安身立命的社会地位。五十知天命的年龄终于在鲁国做了高官，然而不久又被迫下台，此后十三年与几个弟子周游列国，寻求再出仕机会，铩羽而归后专心收徒讲学，享年七十有三。

孔子作为学者，把当时已存在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六艺”，即《易》、《诗》、《书》、《礼》、《乐》、《春秋》）进行收集整理，作为自我学习和教育弟子的范本教材。其弟子通过记录和回忆孔子教导的话语和身体力行的事例，才有了《论语》这本史上最早的语录集。

孔子的学说并不复杂，他也是边学边教边实践中逐渐领悟和完善的。通过《论语》可以了解到，孔子关心的是人的道德修养、社会道德的伦理关系、理想社会政治的构想。对宇宙和自然界等不可知的话题则缺乏兴趣和想象力。

孔子特别强调正名，“实”要和“名”相符，“名正”而“言顺”，“言顺”才能“事成”。这相当于给诸事诸物定义好内涵和边界，明其本质和实在，以备学习教导和实践。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是君臣父子要明白各自的职责和义务，各归其位，名副其实。而不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后代儒士董仲舒之类为谄媚当权者，强化等级统御观念，则引申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则是大谬之道。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说总会被目的各异的人曲解或引申，例如基督教义、伊斯兰教义、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儒家学说自然也不能幸免。

孔子道德学说的核心是“仁义”。“仁”就是道德，一切道德的总和。“义”就是做符合道德的事，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求回报。具体方法则是“忠恕”之道，“忠”就是推己及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恕”则是反过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仁义时的心态应该是“无所为而为”，“无所为”即是不带有功利目的，不期望回报，不计成败。行仁义应是人内在道德的需求，而不是外在的约束和强迫。如果做不到，也没关系，顺乎天命即可，只要努力去做了就可以了，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便是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超脱执念。

当然，要知“仁义”，行“忠恕”，知“天命”，离不开教导、学习和实践。孔子认为“礼乐”是可以辅助教化的，所谓用礼乐来移风易俗。但后人又太过重于祭祀之礼、等级纲常，还有后代儒士做伪书《孝经》等强化之，便愈是舍本逐末了。

将孔子看做“至圣先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有教无类。个人追求品德修养并身体力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黯然神伤的时刻，也始终抱有积极求索的执着态度，值得后人尊敬。然而，我们仍需要寻本溯源，还原事实真相。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都不应该完全占据我们的课堂和头脑，任其摆布，而不问所以然。

孔子之后儒学的两位大家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约公元前371~289）代表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则代表儒家现实主义的一翼。

孟子师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学习儒学。建立了人性善的学说，认为人人本质上是平等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材施教即可达到。政治方面，孟子推崇王道，主要是说当王的要像个王的样子，才能选贤任能，富国强兵。“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一点是和孔子的君君臣臣的原义相吻合的。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名言总让平民百姓心头暗爽，却不知，你再贵，见到君还是得三叩九拜。

孟子的学说总体是平和的，延续了孔老师一贯循循善诱的先师风范。给学生们以自由发展的空间，顺性而为。至于学生爱不爱学，学得好不好基本上是听之任之的。学生都说这个老师真是好，后代新儒学家们也多认可孔孟二人。

荀子（约公元前298~238）则不然。同是孔门大家，却与孟子反其道。荀子主张人性恶，必须严加管教，强调教化和社会控制，几乎要变个人道德修养为强制约束。这一点为君治民、父教子、妻从夫、礼教、宗法之治打下了伦理纲常的理论基础。因而，荀子教出了韩非子和李斯这两位外儒内法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当然，这里的“法”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法制，而是指治理国家的法术和权术，即如何运用国家机器和工具统治国家的理论和方法。法家包括“势”（权力、权威），“法”（法律、刑罚）和“术”（办事用人的方法、权术）。

春秋以前的刑罚于贵族阶层和平民是很不同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从商鞅、韩非之后，就可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了。这并不是说庶民的地位提高了，而只是贵族的地位降低了。从此往后，王权皇帝的地位便开始一枝独秀。中国古之“礼”“法”治国，全为皇权统治和等级秩序。礼可以消减刑罚，也可以加重刑罚。若是忠君杀人，不仅可以网开一面，还是正义之举。若是欺君救人，则要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104）和李斯一样，是个学者型政客，孔夫子定不肯认他作儒家传人。手中拿的是书本，眼睛瞟的却是皇帝权位，全然不顾后代书生们的疾苦，这便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流弊了。

到宋明两朝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号称是新儒学的两派，算得上是佛教东进和禅宗之后最大的两个哲学流派。而这中间的数百年便是佛教的攻城略地，使得儒家、道家都相形见绌。最终，各家握手言欢，相互融合，儒家、道家吸收了佛教的影响，便有了新儒家、新道家一说。

了解柏拉图学说的人很容易理解理学的概念。“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理”就是具体事物的抽象概念、特征和规律，与柏拉图的“共相”、“理型”是一回事。“理”和“器”是相对应的两个世界，抽象的“理”高于实在的“器”，典型的唯心二元论。“格物穷理”而后“致知明理”，道理是极好的。但满脑子想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道德教化和君君臣臣的事，也就没什么新意了。

陆王心学与理学的差异只在“理”和“器”是统一的，只有一个实在的世界，它就是心的世界，个人的心和宇宙的心也是一体的，即天人合一。这是唯心的一元论，和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观点类似。王阳明认为，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这是孟子人性善的延续，也与佛教所说“人人皆是未觉醒的佛”一个道理。人人都有做圣人和成佛的潜能，只要肯下功夫。而“致良知”，是每个人心中内在光明的觉悟，然后做到“知行合一”，便可成圣了。

所以，新儒学的理学和心学，总体上继承了孔孟的道德伦理，又融合了佛教道家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蔚为大观，也算是儒释道合体了。

以前对墨家的印象是最早的有组织的侠士，到处管闲事，“兼爱”、“非攻”理念深得人心。然而，长期以来，国人对墨家学说的价值是低估和漠视的。

墨子（约公元前479~381）的学说和西方的一神宗教比较接近，“兼爱”即“博爱”，爱无差别，与儒家的爱人有亲疏远近之别不同。这一点现在看来更具有普世价值，相当超前。儒家的爱人有差别加上中国的农耕家族文化，其流弊是发酵了根深蒂固的“重私利、轻公义”的文化习俗。“先私后公”，直至“有私无公”。众人各扫门前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家天下、家长制便也名正言顺。天下是皇帝私家的，家族是父系老子的。中国人到如今仍然非常习惯和认同爱有亲疏远近之别，认为这是颠破不灭的现实。然而，殊不知，兼爱和博爱都是一种理想，而社会进步是需要理想的。存在是合理的，然而，存在是不完美的。

墨家承认“天帝”、“神鬼”，相当于上帝和天使。天帝爱人，且兼爱是天帝的要求，天帝有主持正义赏罚的自由。国家的存在和权威来自于人民的意愿和天帝的意志。墨子认为人性有自私的一面，兼爱不容易做到，因而需要借助对神的敬畏和世俗法律的约束，这一点和西方宗教也颇为接近。

墨家强调功用和实利，是否有利于民众是其判断学说、行为和政治的标准。因而墨家反对儒家的“三年丧葬”等繁琐之礼，认为劳民伤财。顺带把声乐之礼也一并反对了，认为靡靡之乐消磨人的精神。墨家特别反感的是儒家不信鬼神，却耗费祭祀供奉祖先，典型的言行不一。当然，冯老先生解释说，祭祀祖先主要是寄托哀思，可以看作是诗，是一种自觉的欺骗。求雨祭天是一种忧虑，是一种浪漫主义。这让人脑洞大开，这样任何跳大神之类的习俗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了，“我忧虑，我浪漫”。

墨家也有对儒家误解的地方，比如“知命”，墨家抨击其消极的思维。孔子本人其实不消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总会让人觉得气短，不够英雄气概。这种误解就和梁山好汉遇上羽扇纶巾不能好好说话一样，总是难免的。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战祸连绵，民众疾苦。孔子、墨子、老子都是饱学见闻广博之人，对国家、社会、民生忧心忡忡，试图以所知所学济世救民于水火，然而各人道路截然不同。

孔子学究一些，眼光往上古看，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圣贤楷模，希望克己复礼，则天下归心。好比说只要五讲四美三热爱讲的好，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一样，这其实是异想天开的。孔子本人因为崇尚上古传统，因而显得保守和理想主义，对历史发展演进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儒家学说致力于个人道德修养、为君主教化民众是相称的。然而，面对变革、创新和发展则本能是抗拒的。

墨家是现实的，具有创新精神，同时有“兼爱天下”的理想主义。“非攻”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然后，正是这一点为强权国家所不容。墨家如果不身体力行地干预政治、阻止战争，或许可以存续得更长久一些。另外，墨家总体上还是以精英能士为主要成员，内部组织等级太过严苛，终不能发展壮大。而西方一神教强调的是精神上救赎普通民众，并不试图主动干预影响政治和社会。“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正是教会尽可能保持独立性的表现。儒家影响政治和社会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墨家则是站在统治阶级对立面的，这便导致一个被尊为“万世师表”，一个在战国末期便已逐渐衰亡的根本原因。

老子则是超脱的，看这世界纷纷扰扰，都是不可为而强为之造成的。说直白点，就是王权贵族当时大都已不学无术，水平不行就不要去治理，否则越治越乱。汉朝初期用老子的“无为而治”之道，其实是缩小政府职能的做法。能不管的、管不了的政府都尽量不要管，让人民休养生息，自然发展，这样才有了文景之治，奠定了汉朝国之根本。然而汉武帝雄才大略，独尊儒术之后，连人家的父子、夫妻相处之道也要管上一管，这就是吃饱了撑得。

老庄的超脱淡泊是中国士人非常喜欢的精神状态，也是民间流传最持久的思想。后来佛教传入后，精神实质与道家也相差无几，两家相互融合，握手言欢，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禅宗思想，可谓集二者之大成，愈加超然。另外，道家、佛教、禅宗都不屑于干预政治，因而得以延续繁盛千年。

中国的儒释道发展到宋明代，都讲究顿悟、意境，视“不可知之知”“不可言之言”为最高境界。影响到诗词、书画、音乐等领域也是如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西方主流哲学则强调逻辑思辨，清晰准确，凡事都需合乎逻辑道理，甚至在宗教信仰上也是如此。再加上中国哲学思想大都注重在精神和道德教化方面发挥作用，配合集权政治和思想上的一统，与创新思辨和科学发现关联不大，这也是中国哲学无法催生精确的自然科学的原因之一。当然，我始终认为哲学思想本身没什么问题，糟糕的只是政治。

中国社会的集权专制和宗族等级基因是儒家学说造成的吗？其实不全是这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近代，集权专制和强人统治都有其丰富的土壤。变异后的儒家学说只是正好顺应了强权政治的需要，正如变异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顺应了罗马皇帝独裁和阿拉伯世界扩张的需要。这不是哲学和宗教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古代嗜血的政治所致。西方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得以冲破思想和强权政治的禁锢，这与地理环境、势均力敌的多民族社会和国家有关。然而，另一方面，思想一旦形成，便成了原有势力名正言顺的帮凶。非思想不可变，唯势力所阻而已。

从当代中国看，儒释道依然是中国人主要的信仰支撑。西方社会除了传统的一神教信仰之外，兼有现代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哲学信仰。改革开放后中国很是崇尚科学主义，然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因意识形态原因只能是遮遮掩掩。中国人的信仰以哲学上的信仰为核心，兼有宗教上的信仰。哲学上是入世的，宗教上是功用的。真正的信仰不应该是拜佛修道尊圣像，而是儒释道思想所传递出来的实质：即“超道德价值观”，是超越一切哲学和宗教表象的实质，是至真至善永恒的，这才可称之为信仰。中国哲学的超道德价值标杆是人（圣人）和天道（天道也是为天子和圣人服务的，天人可以合一），西方一神宗教的超道德价值标杆是唯一的神（上帝）。而圣人与神的区别在于，圣人可以有很多，神只有一个。圣人终究是人，可能有打盹的时候，神是全能至善永存总是睁着眼的。

哲学介于宗教和科学之间，形而上天一步为宗教，形而下地一步为科学。我想，无论是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的信仰，都应当是开放、包容和发展的。我们抱守的传统愈多愈久，便愈难改变。我们愈是想统一思想、求稳，便愈是狭隘片面，自缚手脚。中华上下五千年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傲娇，也是一种禁锢。地球仍是圆的，世界已平。大同社会的理想不再是井然有序、人人都是活雷锋的乌托邦，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人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为一体。

最后说一下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和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或4卷北大哲学课更全），这两套书可相互参照。冯老先生被称为当代新儒学新理学的代表人物，新理学虽然集采各家之长，依然是儒学为本，各家为辅。胡老先生家学渊源极深，并贯以西方科学治史之严谨，对各家分析鞭辟入里，尤其对伪经书伪史料的考究让人醍醐灌顶、大惊失色。两位都是大家，值得共读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