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读后感2500字

博尔济吉特·琦善（1786年－1854年），满洲正黄旗人。1840年9月28日至12月4日期间，奉旨接替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该官职全名为“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广东、广西两省之最高官，亦为清朝封疆大吏之一，可见权力之大、地位之高。
历史上对于琦善其人的评价，主要围绕鸦片战争，认为“琦善是清政府中投降派主要的成员之一，而且是’罢战言和’的始作俑者，即清政府对外投降政策的第一个执行者。”也就是说，琦善几乎是中国近代“卖国”第一人。原先主剿的琦善在白河口亲眼见到了英军的“船坚炮利”，便下令撤退炮台守军，并派广东人鲍鹏去穿鼻洋（广州虎门口）向英军求和，与义律私下约订了《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尽管他始终没有签字画押，但英方对外大肆公布，这份约就算是成了，琦善“卖国”的罪名便从这里定下了。
琦善到底该不该背负“卖国”的罪名？这就像时至今日，出了什么事，总得要有人出来负责或者被拉出来负责一样。这里注意到的是，道光皇帝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为奇耻大辱，令锁拿解京问罪，革职锁拿，查抄家产。“擅自”、“奇耻大辱”、“革职问罪”，从这些字眼，我们读到了琦善的“一人负责制”和道光的“不知者无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大天朝几时把蛮夷放在眼里？竟然还要跟他们讲和？还割地赔钱？殊不知，此“夷”非彼“夷”！
这一回，“夷人”们的船坚炮利打穿的不仅仅是“天朝”的物理壁垒，打垮的更是“天朝”几千年来固有的自尊与自信。于是，“天朝”被腰后顶着枪炮一步一蹒跚地走入了近代。站在今天回望往昔，“触底反弹”都得有个敦敦实实的、不可反抗的、彻底奔溃的底部，否则人的心态总是抱有一丝侥幸，而中国人的这丝侥幸，在一次又一次战败、一份又一份不平等条约，一直到日本人的肆意践踏侵略中，才终于被踩在“夷人”们的脚底，在奔溃中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奔溃》中讲到：清王朝的强盛，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处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帮”，在官方文书中蔑称为“夷”，并在国名上加上“口”字旁。根据儒家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这些不愿朝贡的国家作正式的官方交往；又根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清王朝又准许这些国家通商。
天朝之所以产生的“孤芳自赏”、“傲视群雄”的心态与作风，确实与长期以来其国家实力、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等等是相匹配的。然而，装备着武器越洋过海来向中国人大量销售鸦片的英国人，却完全不是那种天朝以为的“蛮夷”了。陈旭麓先生说，“面对西方人强韧持久的进取之势，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却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防范的抵抗”，“在清代开国不久，即厉行海禁”，“天朝的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从本质上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但对于这一点，不论是天子道光皇帝，还是前线后方的众大臣，没有一个看得清。茅海建先生说，“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又或许说，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才懵懵懂懂开始意识到国家和世界，“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
听茅海建先生讲鸦片战争前前后后那些被痛打的大仗小仗，不禁想，难道天朝一波又一波派出去的大臣将领们，真的都是“窝囊废”？这可是天朝最能主持大局的一群人了！很显然，琦善和林则徐都是一样有眼力和判断力的，在亲眼所见了英国人的军事实力以后，他们都是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基本正确的敌我实力判断，“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只是，知道了实力对比又能如何？林则徐根据“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的谕旨行事，对于已经宣战的义律认为其“无此胆量敢冒此风险”；琦善根据道光皇帝钦定的“妥协”政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英方，主张用“妥协”达到和解；包括伊里布、邓廷桢、杨芳、奕山、颜伯焘等等大臣将领，整个过程读到最多的事情，就是他们都对道光皇帝连哄带骗以粉饰太平。要以传统“奸臣”定义他们的话，简直都是“十恶不赦”、“欺君犯上”。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英国人的“船坚炮利”面前，都不敢说实话了吗？确实不敢说！
天朝乃天子的天下，皇帝一人讲了算。派你去打不了胜仗？革职！派你去谈坏了和解？革职！总之，都不是皇帝的错。于是，被派上前线的大臣们，有能力也好、没能力也好，怕死也好、怕被革职查办也好，都要想尽办法把皇帝交办的事情办好。怎样才叫把事情办好？这个标准，到今天还是一样的，那就是“让领导满意”，领导满意了，即使打了败仗、签了不平等条约，一样可以加官进爵。对于这些大臣来说，果真办好了事、作出了成绩，皇帝满意了，是一种解决办法，可当他们眼睁睁地看到绝无打胜仗的可能后，还要拿出让皇帝满意的成绩，那胡编乱造、粉饰战绩似乎也只能是唯一的途径了。陈旭麓先生就说，“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矗立着中国集权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就高高踞于权力的顶峰，俯视着尘土中碌碌劳作的黎明。”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传统儒学的观念，对于“夷人”那些完全不符合礼仪流程的做法，中国大臣不仅以居高临下之姿态，甚至是不屑一顾。当对方给你下了战书，把船炮怼在你家门口已经准备打你时，你要么说，这个战书的格式不对，不收，要么说，这个字写得甚丑，谁给你教的？虽然今日听来特别可笑，但那时那年，那便是真正生活的日常。
鸦片战争的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回看历史进程，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不管是打还是谈，结局很可能都一样，中国近代终究是血泪屈辱史。时至今日，我们当然依然学儒学，依然有着强烈的民族气节，但诚如茅海建先生所说，“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