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读后感6000字

我之前对“读史明智、鉴往知来”的观点不以为然，我一直认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发展速度，政治经济方方面面跟历史已经大为不同，读再多的史也判断预测不了今天和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时代。

我们的中学历史书经常考的内容是“中国xx第一” “中国领先于世界xx年”，“文明古国”，给我们一种很多民族自豪感，至于中国为什么衰败落后的根本原因，没有讲透过。对于历史，我应付完高考以后也没有再仔细研究过，反而是近些年开始读一些历史数目，觉得妙趣横生很有可读性。

吴晓波这本书，从经济和商业发展的角度，重温了一遍中国历史的兴衰发展。像“管仲”“范蠡”这些人早年的思想，真的让我佩服古人的智慧竟然能到这种程度，他们当时所处时代资源的稀缺，学习途径有限，能有这种见识和能力，实在了不起，书中一些历史人物的生平趋势，也觉得非常有趣。

看完这本书，觉得历史发展还是有很多规律可循，很多事件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是上层建筑决定了 经济发展。制度层面的因素，造成了中国的强大，也导致了中国的僵化和停滞。

历代统治者不断在加强中国集权上做出努力，一方面要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就要实现地方民众的平铺化，最好是全都不要太富维持在温饱线，通过军爵制、科举制，让有能之人都以走上仕途为目标，所以中国至今还有很深的官本位思想。这两大制度帮助中央集权政府实现国强民弱，实现对人民的掌控。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各种专营制度垄断资源，剥削人民，发动战争，维持统治，当出现民不聊生揭竿起义时，又休养生息减税减赋，但一旦地方实力强大，中央又需要从民众分利，又开始新一轮的反复。

几千年的传承，中国没有建立起私产的保护制度，没有法制精神。历代的富商和牛人，很少有好结局的，大多被利益对立者弄的没有善终，中国的富商从来都是依附于权势，变成权贵资本。所以，当财富积累的更多，也越想谋求政治上的地位获得庇护，所以一直都不是公平自由经济主体占主导，而且官商勾结的权贵经济。

这种自我封闭、中央集权的制度不打破，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就没法内生性发生，中国被侵略，也相应开起了现代文明之路。

以下是一些摘录

管仲：

辅佐齐桓公，“千古一相”

鼓励民间经济和工商业发展，促使社会分工，把国家也定位为一个有特权的经济组织，非常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国家在重要资源领域享有专卖权“盐铁专卖”，变相税收。在其他领域，税收宽松。

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个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管仲提倡消费刺激。鼓励奢侈消费，持“俭则伤事”的观点，齐桓公也是个奢靡享乐者。

民不聊生时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在当今之世并不罕见，可是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学者杨联升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989—1052年）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民本意识。军事：不称霸政策，和平主义者。

商战：

高价引诱他国放弃粮食种植经济作物，而后突然中断贸易，造成他国经济崩溃。

管仲用不起眼的紫草和绨布，不战而屈四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他无疑利用了列国间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幸福感最高时期

管仲治齐40年，国强民富。都城临淄成为最繁华富足的城市，据计算其居民达30万人之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与其同时期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它不可一世的繁荣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

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动荡国史上，生活在这40年的齐国人应该是最幸福、平和的人民之一。一位失意商人、胆小逃兵竟然有如此早慧和高超的治国才能，只能说是一个异数。

范蠡：商父

辅佐越王勾践

专业分工：

范蠡是第一个以产业模块的方式规划国民经济的人，这当然又比管仲进了一步。他通过建设这些生产、军事基地，有计划地重构了越国的国民经济能力。

其次，以价格调控的办法促进粮食生产。

其三，范蠡还天才地发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据此来设计政策。

还提出“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就是说，要发展商业、积聚财富，务必严格注意商品的质量，“务完物”，还要注意加快资金周转，“无息币”，不要让货币滞留在手中，成为死钱。他的这些见解，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驾驭市场经济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越国称霸之后，范蠡被拜为上将军，让他名垂历史的举动——挂冠出走，带着美女西施“乘扁舟浮于五湖”。临行前，他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无论是在齐国还是在陶，范蠡从事的产业都是农耕和畜养业，“复约要父子耕畜”，此外还经营季节性特产的长途贩运。

雅典对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更让人神往，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接民主这样的事物。不过，若以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而论，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周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有意识地以城市为中心，将工商业生产纳入行政管理系统之中，相关的制度有两个，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商鞅

秦孝公

商鞅的三轮变法，前后长达十余年，循序渐进，丝环相扣。他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

商鞅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重农抑商“，反对发展自由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军事机器

第一轮变法：打理商人和商业，回归农业。

禁止人口和商品流通，最大程度让全民劳作生产粮食。

第二轮变法：改“分封制”为“军爵制”，打破贵族世袭，只以杀敌论功行赏。

商鞅确立的“军爵制”和后来隋唐的“科举制”，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千百年来，全中国有才能的中国人，无一能经受住名利的诱惑，纷纷投身于军爵和科举的“游戏”之中，从商自然成了不得已的末流之选。

恐怖专制的力量是强大的。变法启动到第十个年头，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整个国家俨然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第三轮变法：

目的是要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其重要政策有三项，分别是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推广郡县制度，其对后世的影响同样非常之大。

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废井田，开阡陌”。

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种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是数量都远不及私有土地多。

郡守和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各地方长官于每年秋冬向中央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中央据此对其进行考核，奖功罚过。

郡县制成为秦国的治国基础。这一制度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

以治国理念而论，从管仲对中央集权的最初试验，到商鞅将之演绎到恐怖的极权主义，可以说，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到此已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润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赫然如钟摆的两端，后来的治国者无非在两者之间彷徨选择，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便论证说，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

就在当上霸主的4年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驾崩，商鞅随之被处以车裂的极刑，并诛灭全家。

吕不韦：

秦始皇嬴政

桑弘羊 辅佐汉武帝

成就了一代霸业

“乱世思弘羊” 、 “利兴之臣”

桑：

桑弘羊主持全国财经事务前后达23年之久，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功臣。

盐、铁、商品运输、酒，都变成了国营，解决了家财政问题，进而才能南征北战，变成大一统帝国。

他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存在的巨大利润，他的目标在于将工商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也就是说，他主张以发展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在这一方面，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扩大化和制度化。

更糟糕的是，经典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可笑。

群儒一直不敢直面桑弘羊一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通过增加税赋和徭役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势必激发民变，无异于饮鸩止渴，而采取官营工商业和“寓税于价”的办法，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一代雄主，他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臣下猜忌无度，荣辱随性，在桑弘羊之前，10年之内先后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两人被诛杀，只有桑弘羊署理此职后，再无更替，由此可见武帝对他的倚重和满意。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

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地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农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就失去了来源。

唐

隋朝则创造了科举制度，同时开凿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经济上看，100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会写《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铁血强悍的汉武帝。

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观了中央财政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读，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为桑弘羊、刘晏等人比谁都明白工商对国家税收的重要性。

宋

弱宋

宋朝

不过，宋之“弱”却有它妩媚的一面。

这是史上最温和的一个政权。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待夷狄”。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北、南两宋加起来300余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元明清都要长，对外委曲求全，对内温和文治，18位皇帝中没有出现一位“铁血大帝”，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当即实施了体恤民间的减税政策，宣布大幅减免国内所有关隘的关税和商税，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众的包箱，政府所征收的税赋要公开张贴在官府的大门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创收。

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到200年后的公元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

发生在10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弱宋”之论由此而生。这一特征投射在社会制度上，就是国家的成长路径不由自主地趋于内生化，“稳定”的意义第一次决定性地大于“扩张”，其后的制度变革均以此为思考起点。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宋代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其中包括：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有分离，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诞生；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出现；定金制度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萌芽等。

元

空前开放

商贸往来发达

明清 中西方的发展进入了分水岭

欧洲：自由城市、宪政主义、保护私有财产这些制度和社会习惯，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工业革命的萌芽奠定了土壤。

中国正好相反，走上了一条稳定的中央集权、民弱的道路。明朝开始，闭关锁国

中国由盛转衰，欧洲开始了社会、经济表格，开始赶超中国。

明清政府：

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

百姓#山摧茶死、江枯鱼无

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工业革命之发生，除了客观条件及技术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其实是法治精神的诞生与成熟。对此，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写道：能够真正禁止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施“抢劫”的，不可能仅仅是任何一种不甘压迫、呼唤自由的“思潮”，而主要是一套具有刚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则和法律体系，对旧制度的言辞抨击无论多么激烈尖锐，都不能必然导致新的制度形态的产生。

清朝

乾隆晚年时已超过了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间生活的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隆庆门墙脚边的一排小平房里。

清朝府学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