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大先生》读后感3500字

笑谈我志

——读陈丹青《笑谈大先生》以及一些随想

你这样的悲观绝望，你这样的看破一切，你唯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
——伍迪•艾伦

回想小时候，受母亲影响，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律师：工资高、有地位、自由。小时候喜欢画画，我还因此为自己的将来定了副业，做服装设计。那时倘若大人问我我的理想，我会很认真的告诉他们：“做律师，业余做服装设计。”这是经过幼儿园的我仔细考量的：涉政太危险、搞文艺太理想、从商太重利、做科学家太累、娱乐圈太虚伪、做教育太复杂、干体育太粗犷……不如维护正义，然后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前几天在书架里找到一张初二时忘记交还的同学录，理想那栏写着：“律师、服装设计，希望做一个让所有人都开心的人。”

初三的暑假接触了一些前沿技术专家，与他们进行交流，总会谈到国家的人才市场匮乏的问题。硬件技术、基础科学……诸如此类。不久前，兼职进行学生创新创业指导的信科教授张海霞就说过这样的话：

“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有一个华为，出事了。这是因为我们太缺人。要是中国有一百家华为，中国还会出事么？”

在语文课上也读到现当代很多科学家、思想家的故事，这些经历见闻都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

我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大概是不成大脊梁也要做小骨头吧。或许可以试着改良体制？或许可以拓展科学边界？或许可以如鲁迅所言，“救救孩子”？总之，帮忙打官司和画衣服被我扔在了一边。那时的我绞尽脑汁，就是想不到一个方向——

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模模糊糊知道自己出于国家公民的身份要担负重任、要贡献社会、要发展国家，要谋得某一领域的进步，可终不知究竟是哪种重任、怎样贡献、如何发展、哪一领域。不过由于身边的一些同学也有这种倾向，我总以为自己的焦虑是合理而坦荡的。

去年读王小波的小说选时读到一些未曾想过的观念。我更加迷茫了：是否人的理想真当与国家发展挂钩呢？摘录一段《似水年华》：

“想想吧：
一、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二、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你知道他们受的什么苦吗？
三、正如毛主席所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为他们而死，不觉得有点肉麻吗？ ”

恰有此问。流离失所的失业大学生或许可救、身有残疾的聋儿盲女或许可救、年过七旬的空巢老人或许可救——可弄权整人的贪官恶人可救吗？可懒惰自私的街头流氓可救吗？可无脑媚外的愤青可救吗？我想未必可救。深想一步：假如你把全部生命投入造福后者的事业里，七十岁那天才发现，不后悔吗？

此外，总想着如何救国救民也未免可笑：仿佛他们都掉水里了似的。事实上，他们未必生活的比我差多少，又或正等着谁启蒙他们的思想，把他们从妖怪的盘丝洞里解救出来。

综上所述，理想于我是一件令人怪焦虑的事。为公则心有不甘，为私则自责难免。要想出来太难，想不出来又说不过去：马上快成年的人了，活的没点小目标。

太纠结了。于是这件事后来就不常想了。

再后来，读到了《笑谈大先生》，才又想起来这个问题。

陈丹青先生的《笑谈大先生》收录了七篇关于鲁迅的演讲。从极有名的《笑谈大先生》、《鲁迅是谁》到不很出名的《上海的选择》再到甚至未曾发表的《鲁迅与艺术》。它从不同侧面描绘了鲁迅的生活背景，讲述了鲁迅写作性格的一些小细节……但更多的，是从鲁迅的时代映射到我们的时代里。巧妙的讲出了常人不敢讲的大命题、大批判。

作者讲到，鲁迅在大陆曾一度被神化、被利用，不断简化脸谱化后作为意识形态的标志。“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人们在单调的被注入鲁迅的左翼思想，而忽略其幽默翔实的大量细节。青少年对鲁迅敬而远之，却又不得不与之周旋：《呐喊》《朝花夕拾》……难道不是吗？常常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然而鲁迅的价值何在？作者写道：“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内地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

“……鲁迅在建国后最有利用价值，最方便被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树立为一个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来压迫大家。在这一场巨大的阳谋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们几代人。独尊鲁迅的真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无知，不怀疑，盲从意识形态教条。我应该说，我们几代人被成功地利用了。现在一部分人知道被利用，于是掉过头来诅咒鲁迅。”

“……而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

我未曾亲历过“鲁迅政治”是怎样的场面，也没有见过鲁迅走出政治祭坛的场景，更不知道当年的人们是如何在乱世中抱着一本鲁迅求生存的……这世上总有些“曲折探索”为人们所不知。

可是我开始理解作者的意思：“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它阐述着当有人以政治目的切割历史、核对文人，捧杀一些人，骂杀一些人，那意味着什么。

想起小学的“思想品德”，初中的“道德与法律”，高中的“政治”，再到大学的“马概”……这是一个国人多么自然而然的成长轨迹。

人们难以解读鲁迅，因为他们甚至难以解读自己了。中国的文化版图逐渐的拼成了一片文化板块。而已逝的鲁迅无话可说，一百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一百年后孩子的命题将是“救救鲁迅”。

这大概是鲁迅早就预见了的。

五十岁回望三十岁的作品，他只说自己不后悔。后来的他也渐渐认清：被放到宽阔明亮的地方去的孩子，也无非都是死路一条。历史上吃人与被人吃的大轮回是无法打破的。“……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大失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寓言，被孩子们彻底看穿了、抛弃了……”后来，鲁迅很少喊着要救别人的孩子了，成为父亲的他发现，好好把周海婴拉扯大，已是不易。

……

这时联想起那张同学录，我就更为清楚，自己远没有让所有人都开心的能力和精力，而满心社会国家也未必有用，顶多只是努力让自己幸福罢了。

所以，倘若今日再问我，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将很难说清。回到文章的题目，我倒愿意将“我的理想”的“我”替换为“你”、“你们”、“我们”。

尤其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就更明确了寻找理想的方式：偷偷趴在时代的耳边，悄咪咪问它一问：

嘿，你的理想是什么？

（ 又及

上次的作文因为写有“敬爱的习大大”而不被公众号审查通过，我不禁联想到书中一段极有趣的结尾。

“今天是需要记得的日子：所有与会者的发言稿都被要求事先呈交当局审查，但我不肯从命。鲁迅的话题早已很尴尬：他给利用了七十多年，利用够了，如今被撂在一边，却弄得是再来说他，不宜，不说，也不宜：继续纪念他，只怕言论不和谐，完全不提他，他又尺寸太大，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这次论坛别的不敢提，单只聊聊“鲁迅和艺术”，倒也是个不坏的招——以上就是我要说的话，请负责审查的小老爷们，仔细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