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读后感1800字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共地下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秘密战线的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
周恩来地下党的成功达到了史无前例，独步中外的高度，一是不但几乎能完全获得敌方重要情报，二是向敌方送出己方伪装情报，并取信于敌，三是还几乎完全决定了敌方最高领导层的决策。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
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
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
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
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
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
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
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
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张厉生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原行政院副院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我们的情报工作，实在不能说和成功。
对日方面，近一年来有些成绩，尤其是在满洲里和上海的同志，工作非常出色，有价值的情报较多，也较能切合战况，这是领袖比较欣慰的，也得到了全党同仁的高度评价。
但在对匪(指中共)方面，我认为，很不理想，不仅没有大的成绩，甚至比(民国)二十六年(指1937年)以前，还要退一大步!
我的这个说辞，不是没有依据的：
就以匪之领导体制为例，甚至到了(民国)二十九，我们的情报系统，仍认为逆毛(国民党情报部门对毛的诬称)不过是匪之头领之一，并专职于党政。
(民国)三十年，我们从太原递交的消息，还宣称逆朱(指朱德)主军，逆王(指王稼祥)主政，逆秦(指博古，又名秦邦宪)主外事，周先生(指周恩来，国民党情报部门唯一不用‘逆’字指代的中共领导人)主情报……
即所谓‘五头领’体系。
现在看来，这个匪情判断，何其荒谬，又是何其失实!
当下，我们已知，逆毛至迟，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匪帮整顿，成为集权之第一人。所谓某某主军、某某主政等，不过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研判而已。
试问，连匪之领袖体制尚混沌不知所谓，我们又怎能在请报上战胜之?
所以我要说，对匪之成绩，我们做得很差。”
——朱家骅1943年4月《我们的成绩与教训》
原“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
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
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
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安春山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闻与所告者皆死。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