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有着诗人、词人的浪漫气质，或者说即使这种气质在某些人身上不明显，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不由自主地靠近诗词本身。

我们常常讲唐诗宋词元曲，但是词并不是到了宋朝才产生的，实际上五代词和宋词常常是混淆不清的，文化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不一样，它一向是连贯的，所以无法把宋词进行非常严格的断代史上的区分。实际上，五代词是唐诗过渡到宋词的关键桥梁，其中，李后主李煜就是最关键的人物。词最初不是文人创作，而是民间歌曲，它产生于大家普遍都认为有一点“低俗”的民间文化。而李后主，他在词上的贡献就是把这种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成功地联系在一起。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面讲李后主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伶工就是古代写流行音乐的人，职业性演奏音乐的人，娱乐性较高，但是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高。士大夫之词，那就是欧阳修，苏东坡等人写的词，这些人是社会文化的领导者。在李煜之前，文人一般不太肯写词，觉得不上台面。而李煜之后，词渐渐从民间文化变成了士大夫文化。

命运给李煜开了一个大玩笑，一个一点儿都没有政治细胞的人，却被放在了最残酷的政治格局中。前半生醉生梦死，后半生亡国之痛。我们常说国家不幸诗人幸。但李煜是一个君主，想必这种痛苦是不平凡的，所以我们再看李煜的词的时候，可以很明显地分出两个时期。从“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到亡国后的“垂泪对宫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由靡靡之音转向了亡国的离愁别绪中。

其实，从情感上来说，词比诗更能和人贴近。当诗的开创性的时代已经过去时，势必就要开始锤炼它内在的形式美，而形式本身不会再民间，在大众中有很高的分量，它们只在很专业的范围内被讨论，这种文学体裁就会越来越远离民间，变得狭窄。正是在这个时候，民间自主地出现了词，它是通俗的，活泼的，和百姓亲切的。

诗言志，所以会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会有“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会有“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会有“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会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而词，更多的言情，所以会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会有“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会有“人比黄花瘦”......

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当然过瘾，但是读“小桥流水人家”更多的却是一种内心的感受。词之于诗，就像是把外放许久的情绪统统收敛回来，不再过多地谈论人生，理想，家国，而关心个体的情绪——惆怅，烦恼，喜悦，梦境。当把大的格局去掉，回归到简单的生活体验的时候，文学更多地回归了真实，让我们看到了古人身上的细腻和多重性，时空的距离仿佛不再遥远。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读“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时候，内心虽也万分感慨，但是脑子中的画面是有时代感的，是和当下无法联结的；但是你读“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时候，似乎就没有了时空的概念，因为这种和个人更有关系的相思也罢，闲愁也罢，是每一个人都会拥有的生命体验。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绿罗裙是女孩子穿的绿色的裙子，要你记得这一种绿色，以后走到海角天涯，看到所有和那绿罗裙一样的绿色的草，都会怜爱不已，你的爱扩大了，美学意义也扩大了。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也有类似的描述：“而且，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对我来说，麦子是无用之物。麦田唤不起我任何的记忆。而这多让人伤心啊！而你有着金黄色的头发。那么，当你驯养了我时，这一切都会妙不可言！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我将会喜欢麦田中的风声……”这是小狐狸对小王子说的一段话，当有感情联结时，意象就会扩大，原本麦子对狐狸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它被小王子驯养之后，麦子的颜色和小王子头发的颜色都是金黄色的，这时候看到麦子就会想起小王子，这就是美学的扩大，感情的延伸。

所以有时候，我不是很喜欢“文以载道”这个说话。文学是不可以勉强的，文以载道只是文学的功能之一，此外，文学应该有更多意义，文学最终应该是看向生命内部的一面镜子。

总体来说，我认为词有以下几个特征：

1. 长于抒情

2. 有音乐美

3. 视觉是转移的

4. 关注细小的事物

5. 文字更从容

读诗，扩大外部的生命体验，读词，窥见内部的生命体验。但总而言之，诗词，确是瑰宝。

PS：最近喜欢念叨的一句是▼

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

每个人，大概都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不断遇见别人、遇见自己，不断成长的吧，私以为我是如此。读《蒋勋说宋词》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一直偏爱宋朝了。自小到大，不止一次被问及一个问题：“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多数人选大唐，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每次心里想的却是宋朝，然而又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宋的文化？比如诗词、书画、丝绸、建筑、瓷器、贸易等，但好像不仅仅是这些，总之是说不清楚。

直到读了这本书，才更加理解了自己。

这得从宋太祖说起。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是通过黄袍加身发动政变取得政权的，所以他很明白军人意味着什么——它可以帮你推翻敌人，也可以回过头来推翻你。赵匡胤充分吸收了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兵权在地方节度使），也严密提防像他自己一样有可能“黄袍加身”的武将，所以，他执政后果断做了一件大事——“杯酒释兵权”，三下五除二解除了大将们的权利，他还要求子孙后代也不能让军人干政，严格防范军权落入武人之手，当然，他还是需要人辅佐的，所以他给文人很高的位置，也让文人去领导军队。

宋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文人），蒋勋认为，“宋代的科举制度是所有朝代里最上轨道的。把当时的精英全部选拔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全部是通过科举出来的”，“他们的品格之高、品味之高，形成了历史上最高的文人风范。”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朝代的文人可以在政治上没有恐惧感，可是宋朝的文人有很大的自信和安全感。”因为宋朝有“太祖誓碑”，继位的皇帝都必须遵守，其中一点就是“刑不上大夫”，在这样的环境里，“知识分子的人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如此一来，宋朝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优秀、最从容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官场里，他们不用一个劲地装，不用狠劲作假，他们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不同的侧面，比如范仲淹，他可以“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君，居江湖之远而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以“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再比如苏轼，他可以与王安石慷慨激昂辩论新法之失，可以“千里卷平岗，西北望，射天狼”，也可以“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为什么有些模范、英雄让人感觉假得不愿意亲近？为什么他们没有亲和力？因为，人都是有不同侧面的，但为了迎合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拼命压抑和掩藏自己的某些侧面，以至让人感觉虚假，甚至不健全，甚至扭曲，甚至残忍，甚至变态。但是，在“刑不上大夫”的宋朝，文人是从容的，是自洽自足的，所以他们鲜活、亲和，有人味。私以为，有高风亮节又才华横溢的文人士大夫是大宋的一张名片。

此外，宋在军事上常被认为积贫积弱、每战必败，苟且偷安，然而，中国历朝历代通常不过二三百年，宋却朝享国319年，比大唐还“长治久安”，而公认军事猛于虎的秦朝，从来不缺霸业与雄心，不缺收拾山河的决心与实力，但大秦享国不过区区14年。北宋被屡屡诟病的“澶渊之盟”，看似丧权辱国的屈辱条约，虽然每年向辽岁币，十万银钱，二十万绢，但也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最大的智慧，是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百年的和平。无论如何，这换来了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宝贵的时间，换来了文化发酵与成熟的温厚的土壤，并由此确立了战争谈判的一个方向——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相处，而不是继续战争。

我并非赞成军事上的软弱，然而，战争经常是两败俱伤，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能让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倒退100年，战争满足的经常是争权夺利者的野心，而普通百姓却被草菅人命。无论如何，宋朝的300年，给中国的文化、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安适的小环境，所以才有了后世的繁荣。

前不久还读到一篇文章，我国在宋朝就有了养老制度。大宋颁布居养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居养院。为了维持居养院的运作，大宋每年都要砸入大量资金。一个朝代的是是非非永远说不尽，大宋强也罢，若也罢，穷也罢，富也罢，政府能做到这样，已是良心所在。

中国有个成语叫齿亡舌存，坚硬的牙齿掉光了，柔软的舌头还健全，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存之道呢？

遇见宋朝，遇见美好。

你可知道从唐朝的诗到宋朝的词，有一个重要的衔接人物，那就是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李煜；

你可知道诗长于叙事，词长于抒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宋词靠唱，特别注重音乐性；

你可知道读苏轼的词最大的感受是易读，他只是将深沉的感情与宏大的格局混合在一起，就已经成为了宋词世界里的一座高峰；

你可知道文学、美学和时代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辛弃疾“气吞万里如虎”，是为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所发出的深深悲鸣。

今日读书：蒋勋《蒋勋说宋词》。

在此书中，蒋勋老师把许多知识通过平和的叙述，自然灌输给读者，如怎么欣赏苏东坡最有名的书法《寒食帖》；如押韵，婉约派喜欢“由求韵”，豪放派喜欢“中东韵”等等。

他如同幽暗之路的掌灯人，用口语化的写作方式，将宋词之美娓娓道来，他点亮了灯，把我们从文学的表面带入美学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