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波

吴晓波经典作品，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完本。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本书作者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

浩荡两千年在线阅读地址

浩荡两千年读书笔记及摘抄 第(1)篇

二、汉与魏晋南北朝nn4、汉：商人的自由时代n在法律上汉承秦制，1、商人继续实施蔑视和压抑的原则。 2、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 3、就在对商人实施了如此蔑视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时，让人惊奇的是，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工商业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开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终汉一代，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在放松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n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逐利求富是人之常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司马迁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当性。富好行其德者也。——一个人富足了，便喜欢行善事、留好名，这与后世流行的为富不仁观念有很大的出入。n首先，他把天下的财富分成三大类——本富、末富和奸富。其中，本富就是靠农耕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奸富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它们有上、中、下之分，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接着，他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由贫入富，从事农业不如去从事制造业，而从事制造业又不如去从事流通业，刺绣织绢所获得报酬不如在市场上贩卖绢布所得到的多。这表明在汉初，流通业的利润大于制造业，而制造业又高于农业。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共同的财富累积法则。最后，司马迁又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要持续地保有财富，那又应该怎么办呢？他的答案是——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汇财，用本守之。翻译过来就是：请到商海中去尽情扑腾，贱买贵卖，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为何房子和田地是能够保值？】司马迁的这些带有递进性的论述，非常朴素而且富有辩证法的气质，即便在后农耕时代的今天，仍然很难以落后来概言之。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nn5、帝国与桑弘羊n总体而言，武帝和桑弘羊从产业、流通、税收和货币四个方面，推行了严密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打造出一个高效、严酷的国营经济体系。就产业改革而言，首要之举，当然就是从利益最为丰厚的地方切割下去，于是，三个最重要的制造业——铸钱、煮盐和冶铁相继被国营化。（酒业）这一法令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铁业的国营垄断政策。它与管仲当年的办法有所不同，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到了制造的环节。真正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n桑弘羊还创造性地对另外一个高赢利性产业——流通产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其手段有二，一曰均输，就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史家吴慧在《中国商业通史》中具体解读说，平准是坐贾的性质，是在物价波动时调节商品的贵贱，购销差价较小；均输是行商性质，在地区之间调剂物资余缺，较大的地区差价是其获得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两者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内容有所不同，但又互相配合。平准要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而得的商品要通过平准在市场出售。平准等于均输的总经理处。均输、平准构成国营商业的统一体系。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道家和儒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却放弃物质进步，以内向封闭和无为而治为理想。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nn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举国效应，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对外可以与最强大的敌人进行交战，在内可以建成规模空前的大型工厂，但就长期发展而言，则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的退化，进而在长期上造成国力的衰落。所以，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6、最后的氏族n世族的产生是制度性的产物，它与两种制度有关，一是军爵制，一是官僚推举制。秦国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贵族世袭体制，他提出的军爵制，即军功授田制度，让非贵族血统的普通人通过战功也能够获得大量土地。此后500余年，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授田，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还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赖外界而独立生存。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自殷周以来，朝廷官吏都是靠推举而产生的，由此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各路豪强广收门客，唯亲是举，其子孙门徒长久把持官职，累世拜相为将的情况比比皆是。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佳话，世族门阀由此而生。积百年经营，这股日渐壮大的世族力量惊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们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与先秦贵族经济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强气候。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两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晋书》记载，永嘉之乱后，河西一带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到后来，不得不进行实物交易，北齐时期，钱皆不行，交易者皆绢布，市场机能严重退化。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民众躲避战祸，向往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陶渊明笔下那个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成了最美丽的生活理想。北朝后期的儒生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孙们说：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耕田吃米，亲手种桑织麻，所有的生活器具，从一只鸡到一头猪，从一把锄头到一根蜡烛，都是能自给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盐而已。[插图]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市井工商，事关民生，所以是一种速生的植物，只要有10年的太平时光，就一定会莺飞草长，宛成气象，20年便能出现巨富之家，30年可造就繁华都市，然后，政权动荡，兵戈再起，一切锦绣灰飞烟灭，轮回重新开始。这便是魏晋南北朝300多年间一再上演的剧目。此等故事，以洛阳最为著名。n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

浩荡两千年读书笔记及摘抄 第(2)篇

中国古代经济可以综述为：其在管仲式圆润微观市场经济与商鞅严酷命令性计划经济的范畴内摇摆，赫然如钟摆的两端，历代王朝都无一例外陷入开放——管制——半衰——崩溃的轮回之中。其本质原因是：中国大一统的倾向使中央政府天然抗拒繁荣的商业市场带来地方割据的可能，所以通过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国营经济控制盐铁酒等垄断性资源与抑制商业，强制财富向中央聚集而使地方保持贫弱。即使出现最早的春秋商品经济思想、唐百万人口级城市长安、宋纸币与期货贸易，明专业市镇与商帮以及汉司马迁、明心学流派对农本商末思想的修正等等繁荣景象，但因为国营经济、权贵经济与无视私有产权直接掠夺富商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特别是在宋朝水稻革命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稳定的意义第一次决定性地大于扩张，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等等的桎梏，这个古代经济陷入高水平停滞，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所以归结为：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突破，经济制度的变革都不可能发生质变。

浩荡两千年读书笔记及摘抄 第(3)篇

我们常常自豪于自己的国家拥有无与伦比的绵延前后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常常自豪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与古希腊文明相映生辉的时代，我们常常为自己的文明从未断续过而自夸……

然而，现代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当我们顺着历史的脉络溯源而上，总能在历史的深处找到渊源。

是的，我们的文化自有其优美之处，但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很多看似优美的东西真的只是看上去优美而已，历史留存的很多观念，传统，如果不能以真理为标准进行考量，它们还会继续危害下去。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商人阶级？跟随作者美妙的文字，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几千年的轮回，都逃不过同样的逻辑，那就是一脉相承的农耕文明大一统文化，中央集权制度治理的死结。

从管仲变法，到商鞅变法，再到桑弘羊改革，再到王莽新政，再到王安石变法，无数的先贤为了探求好的经济制度，付出了非凡努力，无数的商人集团们在时代的狭促环境中苦苦求生，站在历史的高处回望，只能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