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数: 304

定价: 3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978-7-308-10659-7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三纲五常是不是该全部丢掉？读经热、国学热是否值得提倡？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继续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与普世价值的关係如何？政治改革应该从哪里如何启动？医疗、养老、教育，这“新三座大山”该如何搬走？砸日系车事件，该如何看待？

就上述牵动亿万国人的问题，着名学者袁伟时将一一展开叙述。泼辣的语言，一针见血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分析，袁老先生在嬉笑怒骂之间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转型的桎梏做了全面的探讨，令人深受启发。

冷静观世，耿直做人(节选）

中国社会转型，困扰世人快二百年了。

巨龙蜕变，谈何容易！知识阶层吵嚷不休，祭坛上堆满志士头颅，数以亿计的失声百姓沦为饿殍和战地遗骨。

几年来，有感而发，说了不少。集结成书，整体呈现给读者，还有什幺要说呢？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因观念错误而误入歧途是最可怕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有些问题切勿再轻忽大意：

第一．莫名其妙的中华文化优越论。

传统文化是应该珍视的历史积澱。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成就和缺失，应该在自由交流中自然演变。肆意摧毁传统或顽固拒变甚至强加于人都是深重的灾难。

19世纪中国为什幺步履蹒跚？信守华夷之辨，掌权者颟顸，清醒者无权，先驱的洞见被蔑视！洋兵摧枯拉朽，国将不国，仍有人坚信中华道德文章举世无双，蛮夷望尘莫及，遑论师夷长技！

文革的思想支柱之一，是狂信世界革命中心东移，必须反修防修，确保永不变色，解救各国人民。

当下，戴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高帽熏熏欲醉，“解救世界，捨我其谁”和“重睹汉官威仪”的冲动蔓延，“中国模式”应运而生。数说生民多艰，制度缺陷；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别有用心！

蕴藏其中的文化心理依然是天朝心态。不过，吃过几天洋麵包，说辞与老翰林不同了。最时髦的总结陈辞是：“文化是多元的，类型不同，各有千秋，无所谓先进与落后。”言下之意是：我行我素，学习现代文化就免了吧！胆子更大的则扬言：现有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基本概念，出自洋人，包藏祸心，必须由中国人根据中国文化重新审查和界定。于是，核心价值，普世价值；中国式民主，西方民主；如此等等，吵得不亦乐乎！

釐清是非，必须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有所了解。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来自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史达林的专政社会主义。二战前后，吸取教训，预防瘟疫，各国学者和政府代表联手制定现代文明不可逾越的规则——联合国的三个人权档案。先是1948年发布《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进一步将《宣言》的规定具体化，制定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三大华章，亦中亦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融为一体，是公认的现代文化结晶和现代政府必须遵循的行动準则。现代文化从此固化为国际规则和不容侵犯的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1997、1998年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后两个公约，承认它是正确和必须遵守的。

现代文化和前现代文化的分水岭在此！困扰人们多年的文化争论终结了。价值观，社会和政府的运行準则，无一不应以它为準则重新审视。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传统科技，不同国家或民族异彩纷陈。但全球化洪流顺之则生，逆之则亡；基本制度、基本规则何来此疆彼域？以民族差异掩盖文化的时代性和本国的落后，愚不可及，客观上阻滞了社会前进。

再次图谋将学术文化意识形态化。

儒学，作为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它蕴含着许多珍宝。但同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它也有黑暗面；其中之一是把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化。从独尊儒学开始，对孔孟及其着作任何非议，都属罪大恶极的“非圣无法”！而掌权者就是“今圣”，稍有不慎，犯下“大不敬罪”，不但自己掉脑袋，还可能株连九族！

几经革命风暴，这个传统竟然披着“革命”、“民族”外衣潜滋暗长，甚至变本加厉。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总理（孙文）遗教不特训政时期以之为根本法，即宪政时期亦须以之为宪法之準则。”因此，“确定总理遗教为国家之最高根本法……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逾者也。”国民党宣布自己的领袖的着作就是法律，而且是最高的宪法！于是，这世界，有些人成了不能批评、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圣；敢于怀疑或否定，罪不容诛！中国人创造了世界法制史的奇观。下一步是疯狂岁月，一个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连续上演；人们耳熟能详，不说也罢。

——再评秋风的孔子观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晶

——简评秋风的孔子论

——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

——答《都市时报》记者吴亚顺

——答《云中往来》（ICON）记者问

——答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誌

——2012年教师节腾讯大粤网访谈

——东莞图书馆讲座

——答《新京报》记者王梦菁

——答《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

——答《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问

——《晚清大变局》繁体字版跋

——2011年12月27、28日在郑州“中原论道”论坛发言

——答陈壁生

——答搜狐记者张学军

——答《亚洲周刊》记者张洁平

——答《了望》周刊记者刘巍

——答《同舟共进》特约记者孙宏光

——答《同舟共进》记者曾东萍

——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主编张清谈“敢为天下先”

——答《广州日报》记者问

——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黄广明、林珊珊

—— 答凤凰网历史频道

袁伟时（1931年12月15日－ ），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是中山大学离休的教授和厅级干部。第七届(1988——19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1987年当选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以后多次连任;曾是安徽社联主办的《学术界》和浙江社联主办的《浙江社会科学》的学术顾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的学术委员;2008年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主要着作有:《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大国之道》、《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近代中国论衡》、《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与人合着)等。学术上多次获奖,如《中国现代哲学史稿》获光明日报主办的评选“文革”后优秀学术着作的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2006年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优秀学术论文奖,等等。

袁伟时教授着述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着称,一生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素为近现代思想史爱好者、时政类报刊阅读者,如《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读者群、高知群体所推重,深得学术界、读书界普遍好评,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广泛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