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运动，最早的起源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蹴鞠”或名“塌鞠”。最早的说法见《战国策·齐策》：“临富甚福而实...塌鞠”。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蹴鞠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几乎是万人空巷。而且蹴鞠成了宫廷的主要体育活动。汉高帝刘邦的父亲初入皇宫时，曾因没有球踢而一直闷闷不乐。后来刘邦特意为刘太公建造了“新丰宫”，于是太上皇就可以和家乡的人一起蹴鞠取乐。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汉武帝、汉成帝这样的“帝王球星”。另外，蹴鞠还成了军队训练的内容之一。

唐代是蹴鞠的鼎盛时期。比起汉代，此时的蹴鞠又有了新的发明创造。首先是“充气球”的出现，再次是球门的发明。其时的球门分为两种，一是球场内设定两个球门，两端个一个，A打B的门，B打A的门，运动量大，竞技性比较强，类似现代足球；另一种是在球场的中央设定球门，AB双方共享，球门高，进口小，估计只有拔丝疼那样的才会进得去。另外，还有不同球门的踢法，种类很多，有一人自踢，两人对踢，还有多人花样踢法。当时，唐代的MM们玩的一般都是非对抗性的蹴鞠，她们也就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女足球员了。

到了宋代，两个球门的踢法已经不见了，主要流行一个球门或是不用球门。这种方式运动量不大，然而技术性和娱乐性都增强了。踢法是：先由A队球头踢球过门（门高估计三丈高、一尺宽），B队球员得球后，传给自己的球头，由球头射门，把球踢过门去为胜。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由于民族风俗的关係，十分喜欢在冰上蹴鞠（最早的冰球运动）。玩时分为两队，每队数十人，球掷起后，两队争踢，以球在自己本方队员的脚下传递为乐。这个有点像我们玩球时的倒脚，只是我们是几个人传递，中间一人抢，通常都是“累个半死”方罢休。

二十世纪之初，现代足球由欧洲传入中国。“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在旧中国，一位体坛人物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确实非凡。他以顽强的拼搏，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称号。1976年，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足球杂誌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英格兰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士齐名，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其时，中国足球在亚洲逐渐发展强大，和李惠堂一起，涌现出了第一批开天闢地式的先驱，第一次出现代表国家外战的正规球队。这是一种标誌，中国足球开始起步，足球在中国成为规範化的竞赛。在1915年到1934年，中国获得了远东运动会的九连冠，并于1936年，1948年两次入围奥运会。这时，中国足球在亚洲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随后的时间内，由于政治等原因，整个世界足坛都出现了一段真空，中国足球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队曾集体去匈牙利留学，并与1958年回国，可惜冲击1958年世界盃决赛圈失败，打击不小。或许这应该算作中国足球在整个20世纪的第一大事，它背后的深远意义，绝不仅仅是第一次整支国家队出国留学，第一次出现外籍国家队主帅这幺简单。最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足球的骨干，李凤楼、陈成达、年维泗这批人，日后不但成为国家队主力，更长时期地占据中国足球的统治地位，他们自身的素质，能力，魄力在此后几十年里直接影响着中国足球的发展，主宰着中国足球的命运。而他们言传身教出的后代，无论是在当球员，当教练还是主管领导工作方面都深深带有前辈的烙印，因此，这批人成为近代中国足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当代所提及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足球之根源。

其后的时间内，是十年“文革动乱”，在一个“政治第一”的年代，足球被禁止了。改革开放之后，苏永舜率领中国队冲击1982世界盃决赛圈失败。这是中国足球长期封闭，重返国际足联后首次冲击世界盃出线权，实质上它是中国足球现代史的开端。它是中国足球与外界第一次全方位的碰撞与较量，使中国人第一意识到现代足球的残酷，初步接触到以主客场为代表的国际足坛的通行赛制。整个过程经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传遍整箇中国，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看九寸黑白电视，读八分钱一份足球报的球迷群体，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出现一球牵动亿万心的热潮，球星的概念开始形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至今依然是中国足球几代人奋斗目标。此后，足球确立了中国第一运动的地位。

1985年5月19日，由于中国队在世界盃预选赛中主场败给了香港，失去出线权，在场球迷情绪激昂，气愤难平，无处发泄，进而演变成打砸抢的街头暴乱。从此，中国足球不再孤立地被当作体育运动，而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被当作中国社会的一个视窗。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引咎辞职，不仅仅因为比赛的失败，更被当成安抚民族主义情绪，稳定社会的替罪羊。这意味着中国足球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使命，在这种背景下，保守风气逐渐瀰漫了整箇中国足坛。中国队在亚洲从极盛转向衰落，技战术风格从主动进攻演变为防守反击，逐渐向二流水平滑落。

1988年的奥运会和1990年的世界盃，中国队擦肩而过，因为了两个“黑色三分钟”。进入现代足球的中国队，抓住东西亚分治，不必硬碰主要对手韩国队的历史机遇，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冲出了亚洲。但中国足球却未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从而使自身有质的飞跃，因此进军奥运并未带来太多的影响。反倒是次年的世界盃预选赛所带来的冲击与反响要强烈得多，中国队两次在领先的有利形势下，两次在终场前三分钟内连失两球，痛失冲出去的历史良机。儘管又一次失败，但这种极度戏剧性的结果，使足球在中国社会受关注的程度又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1979年开始改革，开始对外开放，但足球上与“洋教头”的“再一次亲密接触”却一直等到了90年代。1992年，谋求开拓发展的中国队将请来了施拉普纳，但是冲击1994年世界盃决赛圈又再次的失败了。施拉普纳成为第一任来华执教的国家队主帅，他在中国不到两年的短短时期，是中国足球由专业化向职业化过渡的分水岭。虽然施拉普纳率队打出亚洲杯季军的成绩，也给中国队带来足球发达地区的部份理念，但限于他自身的水平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导致中国队失败的必然结果。施拉普纳之后引发了继续引进洋教练还是仍由中国人出任国家队主帅的争论，随着中国足球与国际的接轨，这种争议已不复存在。

职业化联赛之前的格局是辽宁的一统天下，作为中国足球第一大省，辽宁建立了1984年到1993年十连冠军王朝。实际上，东北足球早在50年代已居中国前列，但直至二十世纪80年代初，以李应发为代表的辽宁队，才逐渐确立了辽宁足球在中国无可撼动的霸主定位。他们以每年夺一冠的方式，建立起十连冠王朝，其中包括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全运会，全国甲级联赛，足协杯冠军称号，和迄今为止中国球队唯一所获的洲际冠军亚俱杯。甚至在今天，职业联赛七年五夺冠的大连队，仍然带有当初的影子。辽宁足球成为中国足球最大的组成部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足球的辉煌与失落。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全面启动，这意味着中国足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职业化本意是通过建立竞争机制，从而使球员完成“要我练”到“我要练”的良性转变。结果这一无心插柳之举使足球成为一项巨大的产业。但职业联赛又衍生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如假球黑哨，球员素质不升反降等等，随着投入的增加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甚至使中国足球改革不下去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国球员外战中一系列拙劣的表现，终于使中国足球自我定位在亚洲二流上。

1997年的戚务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冲击世界盃力不从，所以惨败大连金洲，国人继续失望。本土教练的水平使得中国队不得不再次寄望于外教，霍顿来了。这位曾经中国国家队和国奥队的主教练，花了中国足球两年时间和若干万美金的“英国绅士”终究没有经得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的考验。他的“平行站位”、“长传沖吊”理念没有拯救得了中国队。我们的打法没有变数和套路，结果只能那样。可惜一代那幺有潜力的队员和同他们的前辈一样被写入了失败者的史册。但是，和施拉普纳一起，他们的足球思想却大大的影响了中国足球。因此，中国足球坚定不移的走起了外教之路。

除了传统的男子足球，中国也努力发展女子足球。中国女足于1982年建立，但是长期以来女子足球在中国并不普及，仍然处在可有可无的从属地位，体制和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专业体育时代，第一代女足球员仍然活跃在赛场上。只有在1996奥运会，1999世界盃上中国女足两度冲击冠军未果，屈居亚军之后，全国才掀起一定的女足热。

在1994年之前，中国国内的足球队均为专业队，大多数由各地足球协会管理，名称也以各省市的地名为主。此外，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下属于不同国有事业单位的行业体协，比如铁道部下属的火车头队、军队下属的八一队、武警部队的前卫队等。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召开了着名的“红山口会议”，将以职业化作为足球改革的突破口。职业化的主要动机是让各参赛球队脱离原有的政府行政体育机制，完全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作为生存发展的手段。

红山口会议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足球俱乐部”，不过其中很多是并未完全脱离原地方体委的个体，比如北京国安、广州太阳神。直到1993年12月上海申花成立，中国才出现了完全脱离政府机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而与此相反，诸如辽宁队、八一队等原专业体制下的老牌劲旅，则多年内始终无法真正脱离原有政府行政关係，最终面临降级甚至解散的困境。

1994年，第一届职业化的甲A联赛开始。

职业化的甲A联赛、甲B联赛一共进行了10年，2003年赛季结束后，改制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和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超成立的目的是希望仿照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等欧洲先例，由各职业联赛俱乐部自主管理和运营赛事，逐渐脱离中国足协的管理。中国足协转而负责各级国家队比赛、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等任务，以及组织足协杯等其它赛事。

2013年6月15日，在合肥体育中心1:5惨败于泰国国奥，这场比赛再次将中国国足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多人表示不再相信中国足球，甚至有个别高校校队出面公开挑战国足，实在是很闹剧。

2016年4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下称《规划》)出台。规划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间段,近期要实现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中期实现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远期则要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

《规划》称,近期是从现在到2020年,这个阶段要实现中国足球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保基本的含义是,人民民众对足球运动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开展足球活动的场地、时间、经费得到基本保障,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足球发展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强基础的含义是,校园足球加快发展,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社会足球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基层足球组织蓬勃发展，基层足球活动广泛开展。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打基础的含义是,中国特色的足球管理体制机制初步建立,政策法规初具框架,行业标準和规範趋于完善,竞赛和培训体系科学合理,足球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使每万人拥有0.5—0.7块足球场地。

《规划》提到,中期从2021年到2030年,这个阶段要实现是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动力更足的含义是,管理体制科学顺畅,法律法规完善健全,多元投入持续稳定,足球人口基础坚实。每万人拥有1块足球场地。活力更强指的是,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参与,足球产业规模有较大提高,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引擎。影响力更大指的是,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体育大国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

《规划》表示,远期从2031年到2050年。这个阶段要全力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共圆中华儿女的足球梦想,为世界足球运动作出应有贡献。

当前中国国内足球联赛及主要杯赛有：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深化体育事业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

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也标誌着体育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推动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新的切入口，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从“金牌体育”向“全民体育”的转变将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意见对于体育产业发展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深入。在继续强调简政放权、取消商业性和民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推进职业体育改革等任务之外，还增加了“丰富市场供给、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设施”等新要求，提出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鍊的人数达到5亿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不仅对体育产业的总体发展指明了方向，还对足球、篮球、排球等普及性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集体项目以及冰雪运动给予特别关注。经过多年的积弱不振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前景令人关注和期待。

普拉蒂尼觉得，欧洲国家当中，法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处，政府扮演着更大的社会角色，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现象显着。“足球是最简单但是也最複杂的运动，足球的发展，需要牵涉到最广泛的社会资源，同样也需要最全面的社会支持。现在大家讨论德国西班牙以及美国的青训成功，为他们的国家足球带来的帮助，但是不同社会类型里，解决方案的组成都是十分複杂的，不可能有包治一切的万能药。中国足球的未来成功，决定权在中国政府手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很想知道普拉蒂尼在和中国足协的同行晚宴上，是否也探讨了这样的话题。那是一个封闭晚宴，中国足协不允许外人参与。普拉蒂尼说，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就和七十年代法国政府力推足球，随即出现着名的“盖兰选材法”相关。这些建议和经验，不知道在围绕APEC的喧嚣里，会否有人听到。

“必须要有政府的政治性支持，这是中国足球走出目前局面根本性的条件，”普拉蒂尼在论坛上说道。私下场合，他也多次强调自己的这种观点。“以中国的社会类型特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政府必须要在战略设定和具体执行上，强力推行足球的普及和发展，这样才能为中国足球长久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政要的喜好，必须转化成对足球发挥实际作用的执行方案，并且得到切实执行，才能够真正改变目前局面。”

普拉蒂尼如是说，和他自身经历有关。他和我分享过他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法国足球革新。七十年代，法国足球同样不够成功，“当时法国政府的积极介入，改变了法国足球的整体架构。人们看到的只是克莱方丹国家训练基地，实际上，法国政府要求所有的上两级职业俱乐部，必须成立自己的青训中心，必须保证每年青少年足球培训的人数以及选材执行，否则就要吊销这些职业俱乐部的运营执照。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职业足球和青少年足球无关，但是在青少年足球发展遭遇挑战，而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又都在向职业足球集中时，职业足球一定得承担起很大一部分青训工作。这样的推动和监督，只有政府能做到。”

3月16日，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作为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档案，《方案》指明了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