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自然基础、历史过程和发展战略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压力与战略选择的关係。阐明了中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的严重恶化为代价的，因此，应该十分注意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一、中国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

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具有先天脆弱性。国土的自然基础构成与地理特点；人口众多、相对贫乏的人均资源和很高的人类活动强度；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结构的特徵与环境治理的艰巨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长期负面积累等，共同造成了中国生态环境更易遭到损害，区域开发成本较高，需要投入更多的基础建设资本和维修成本。
(一)中国的自然基础和地理特点，对于生态环境缓冲力和自净力的育成，显着地低于全球平均状况的水平。中国65%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地丘陵，1/3的国土面积是乾旱或荒漠地区。17%的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水土流失面积将近400万km。；世界大陆的平均海拔高度约为830m，而中国大陆的平均海拔高度达到14751TI，是世界平均高度的1．77倍。这些均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先天基础。
根据“生态环境应力指数”(EcologicalStressIndex，ESI)、“地表起伏度”(ReliefDegreeofLandSurface，RDLS)与区域开发成本(RDC)的基本关係，即
ESI—F(RDLS)b
RDC—f(ESI)
可以首先计算出各国和各地区的生态环境应力以及全球平均的生态环境应力。根据另外一组数学模型，基础生态环境应力与区域的发展成本分别计算出来，并由此获得中国的发展成本与全球平均状况下的数值比较。以下是计算的结果。
当全球的平均发展成本为1．OO时，中国在相同条件下的发展成本为1．25。其中，对于各项经济活动的成本比较如下：
牧业发展成本(中国：世界)1．03
农业发展成本(中国：世界)1．05
工业发展成本(中国；世界)1．25
矿业发展成本(中国：世界)1．30
基础设施成本(中国：世界)1．35
自然保护成本(中国：世界)1．25
侵蚀治理成本(中国：世界)1．40
自然灾害频率(中国：世界)1．18
生态恢复成本(中国：世界)1．25
资料来源：①根据WorldResources(1998)资料计算；@WorldBank(1999)；③《中国统计年鉴》(1999)。
(二)中国的区域开发历史久远，越接近现代，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强度越大，呈现出某种非线性增长的趋势，它对于本来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附加的压力。例如，清代初期(公元165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高达21%，但经过350年后的今天，全国森林覆盖率平均已不到15%。尤其是历年平均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从隋代到清代近1500年来有着明显的递增趋势，如下所示：
公元581～618(隋代)0．6次/年
公元618～960(唐及五代)1．6次/年
公元960～1279(宋代)2．8次/年
公元1279～1368(元代)3．2次/年
公元1368~1644(明代)3．1次/年
公元1644～1911(清代)3．6次/年
公元1991～1990(现代)3．9次/年
资料来源：①Perkins，1969；②Zhufu，FU，1985；③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报告，1992。
(注：上面的“次”，系指标準化的平均灾害损失计量)
中国人口众多，人类活动规模极其巨大，这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是十分明显的。根据统计分析与理论计算，中国平均每年从陆地表面上搬动和运移的岩石土壤数量高达381．7亿t，按人平均每年达到32t，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3倍。人类活动一年搬动陆地表面物质的总量，约等于每年从河川径流中搬运至海洋泥沙数量的7．6倍。有关各类生产活动的计算数值如表所示。
表l中国不同生产活动搬动陆地表面物质状况
资料来源：①《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0)；②牛文元(1994，1996，2000)；③世界银行(1998，1999)。
(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策能力与决策水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自建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
表2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政策效应(%)
资料来源：①WorldBank：WorldTable，1992～1999；②《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0)；③WorldBank：SpecialReport1992，No．9669．
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并且正在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但毋庸置疑，我们也有过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不仅使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应有的破坏。
回颐往昔岁月，在决策方面中国有过三次重大的失误，其一是在50年代中期错误批判了合理的人VI政策建议；其二是“大跃进”时代盲目发展的经济政策；其三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和经济浩劫。为了阐释这些决策失误所引发的恶化程度，我们在综合了国内外的资料后，获得了如下表的结果。综上分析，从自然基础、历史过程和发展战略三方面可以获得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的生态环境既具有先天的脆弱性，也与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压力与战略选择有极大的关係。

二、中国生态环境预警

高度工业化的现代化社会，固然有着巨大的物质支撑体系、科技驱动能力和社会保障体系，但其支撑能力与发展理念，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如不加以正确地引导与积极地规範，它本身将不可能健康地延续下去，既无法保持世代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末日”(doomsday)。因此，有两种基本的战略选择摆在面前，其一是违背人类的文明精神，让不间断的灾荒、饑馑、疾病、战争与社会动荡、贫困与不公正等一直伴随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以逐步放大的趋势和特有的时间与空间组合，支配人类的发展进程，最终导致人类毁灭自己；其二是各代人负起责任，分别在自己发展的空间内和有限的时间间隔内，通过最大限度地精心管理和最佳化配置，建立起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合理关係，不把任何潜在的和隐含的灾难留给自己及子孙后代，实施审慎的、文明的、智慧的和理性的变革与自律，真正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种战略抉择的巨大意义，并在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係的所有领域中，展开了实质性的行动。
从1958～1995年近40年的发展历程去分析，在能源和原材料的人均消耗方面，中国有着明显的增长，例如钢消费量由1958年人均16．7kg到1994年75．0kg，增长了约4．5倍，平均每年递增12．5%。其他如石油、煤、电以及各种原材料，均有类似的增长幅度。这些统计数字意味着，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我们从自然环境中萃取的资源总量以及相应地返回到环境中的废弃物(废气、废水、废渣)，也均有急剧的增加，再加上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于物质、能量的更大需求，明显地加大了对于生态环境的压力。上述状况，无论中国或世界，都有类似的趋势。有鑒于此，一批着名的科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积极呼吁并对世人提出了警示。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起了“环境问题紧急讨论会”(Goldsmith，1972)，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之一，至今仍被人们看作是1987年所提“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前奏和準备。在那次学术讨论会议上，学者们套用“生态环境需求”这一量化指标，对于全世界未来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提出了清晰的研究结论，并且发出了较早的预警。
中国学者针对自己的国情，从1988年起开展了本国生态环境预警研究，分别从12个方面对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未来演变趋势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牛文元，1990；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
如果我们把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环境施加的压力融入“生态经济一社会一技术”的複合系统之中考虑，经过模式识别与系统集成，然后以1995年的状况作为基数(100%)，便可以对未来的生态环境应力指数作出基本估算。
表3中国未来的生态环境应力指数
年份生态环境应力指数(%)
1995100
2000105
2010115
2020120
2030125
205080
资料来源：①NiuWen—yuanetal，1990，1996；②《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0)；③AsianDevelopmentBank，1993．
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生态环境的退化趋势，在整体上达到顶峰，其后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到2050年将可能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环境水平。到2030年，在中国可能发生300年一遇“特大自然灾害”的机率将增加到74．6%(现为62．5%)。届时，如果这一自然灾害确实降临，生态环境对于国家发展的整体支持能力将会在当时的基础上再下降12．5%～15．0%，所需承受的经济损失将达到3500亿美元，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战略储备。
到2030年，与全球荒漠化直接有关的指标——“大陆度”，同现在相比(1995年为100%)将提高3．3个百分点，并产生如下结果：
一一年平均陆地总蒸发量比现在增加45亿～50亿m3；
——生物多样性：植物物种将由目前受威胁的15%～20%增加到17%～22%；食草动物的物种将由受威胁的7．7%增加到8．7%；
——人均水资源将由目前的2600m3下降到1850m3；
——人均生物物质总量由3050kg下降到2860kg。

三、中国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指银行储蓄额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显示，中国近20年的经济成长率平均为10．3%，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居于第2位(仅次于非洲资源国家波札那)。1999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为4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但是，由于中国资源的浪费、生态的退化和环境的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名义国内储蓄率”的真实性，即中国国内储蓄率中的相当部分是通过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所换来的，这种以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作为代价的经济收益，必须进行有效地修正。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以下是基本的计算结果：
表4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所致的国内储蓄率的下降
…………………………1985199019951999
国内储蓄率(%)………33.4837.9543.1342.63
净国内储蓄率(%)……27.6931.7335.1834.50
森林消耗(%)…………0.700.620.530.43
二氧化碳损失(%)……3.483.692.502.33
自然资本净损失(%)…13.8511.137.804.53
教育支出比率(%)……2.212.181.982.00
真实国内储蓄率(%)…11.8718.4726.3329.2l
储蓄率虚数(%)………21.6l19.4816.8013.4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0；牛文元(执行主编)：21世纪中国面临的12大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l。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注意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付诸行动。但是，仍然有十分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正如亚洲开发银行在一份专门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约为印度的1．8倍，约为日本的5．0倍。如果中国利用能源的效率达到目前已开发国家的水平，在不增加能量投入的情况下，可以满足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1倍的要求。由此，将可大大减缓中国生态环境的压力”(ADB，1992)。这在中国的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中，肯定会得到具体的实现，对此我们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