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人们正在享受着“史达林号”热气球升空六周年纪念的假期，红军师长、战斗英雄科托夫和妻子玛露莎、小女儿娜迪雅来到乡间别墅度假。这座宽敞华贵的洋房是玛露莎父亲、沙俄时期着名音乐家波瑞斯留下的遗产。在午饭之前，一个长髮长须、戴着墨镜的人走进别墅。当此人一一摘掉脸上的化装后，人们兴奋地认出他就是波瑞斯昔日的得意门生米迪亚，他离开这个家已经整整十年，没人知道他的下落。米迪亚借给小姑娘娜迪雅讲故事为由道出了十年来的经历：当年他本打算与心爱的玛露莎结婚，过一种平静的田园生活。可红军的一道指令让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要幺前往巴黎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要幺留在国内开始无尽的铁窗生涯。米迪亚为了能够早日回到玛露莎身边而选择了前者，没想到一走就是十年。当他现在来到这本应属于自己的房子时，却发现一切都早已物是人非。米迪亚还揭开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当年下命令让他离开祖国的人正是现在别墅主人、玛露莎的丈夫科托夫。讲完一切后，米迪亚私下向科托夫透露了此行的真实目的：两个小时后他和其他几个秘密警察将以叛国罪名逮捕科托夫。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科托夫强征他入伍、抢走玛露莎的报复。科托夫确信米迪亚逮捕他只不过是个人仇杀，靠他的声望和他与史达林的密切关係，秘密警察将永远不敢碰他。

科托夫镇定地处理着剩下的时间，按原先的安排与朋友踢球、接受少先队员的敬礼。两小时后，装满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工的黑色汽车来了，临走前，科托夫气定神闲地与娜迪雅捉迷藏。在汽车上，科托夫的自信依然不可动摇，他告诉特工们，当晚他就可以给史达林打电话，特工们敢逮捕他就是在摧毁自己的未来。然而，当他试图离开黑色汽车，特工们对科托夫饱以老拳，科托夫这才明白了真正要逮捕他的人是谁。汽车前方史达林的巨幅肖像被气球吊着冉冉升起，遮天蔽日的领袖肖像随风捲曲、变形，看上去狰狞、恐怖。在车上，被打得鲜血淋淋的科托夫留下了眼泪。回到莫斯科的寓所，米迪亚在浴缸里用剃刀割腕自杀。同时，科托夫也在被捕后不久即遭枪毙；玛露莎被判处十年监禁，死于集中营中；随母亲入狱的娜迪雅最终住在了黑山共和国，从事音乐教育工作。1956年，赫鲁雪夫为科托夫叛国事件平反。

《烈日灼人》透过民族英雄红军上校科托夫的遭遇，描绘了旷日持久的“肃反”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影片并未运用刻画政治现实惯用的冷峻色调和激烈斗争场面，而是将画面定格在晨风里包裹着香气的乡间、翻滚着金黄色呢喃的麦田、母亲吟唱的歌声、妻子的嫣然笑容和女儿的小小怀抱。可在这样浓郁温暖的氛围中，却隐藏着血泪与冲突，不安与暴力。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以悲怆的情绪创作了这部以19个世纪30年代苏联政治镇压运动为背景的作品，他没有做过多的追问和过于苛责的批判，而是平静地叙述了受害者面对祖国的反目和亲人的离别时那种无法言喻的痛楚与无法癒合的伤痕。为了反衬出主题的残酷，导演还在影片中还插入了大量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将俄罗斯诗化电影美学与情绪感染的结合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只有这种和谐而强烈的对比才能恰当表现出那种灼人的烈日（新浪娱乐评）。

《烈日灼人》虽不是政治片，但是作为一部饱含着浓厚政治现实的作品，它始终将人性放在政治这块试金石上进行拷打。作为一部反思历史的影片，《烈日灼人》并没有简单地以好人受诬陷和坏人乘机作恶来总结和认识当时政治环境的恐怖，影片没有树立那种面对邪恶能够独善其身的道德英雄，也没有塑造一个笑傲迫害，面对死亡还能把酒放歌的革命英雄。导演没有用个人偶然遭遇苦难的故事去消解或者阐释那个年代的荒诞，而是描绘出人在特定的社会时期所面对的境遇，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和史达林极权统治的某些性质和在这种体制下人性所彰显出来的形态。影片对于前苏联19世纪30年代氛围的营造使用了暖黄色调，高光和柔焦镜头的方式，创造出一种怀旧的气氛，用田园诗般的画面反衬大清洗的残酷，但更重要的是要为19世纪30年代普通人民友爱和乐的生活唱一首颂歌，通过那些柔和的画面，让观众感受到导演对那个年代朴实生活的怀恋和讚美（《电影文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