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生猪生产产量不稳定。生猪生产没有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一方面中国用地、劳力、资金急剧向工业和城市流动，生猪发展速度减缓；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猪肉需求急剧上升。特别是受比较效益低、疫病难控制及市场风险大等影响，生猪生产产量起伏不定。

二是标準化规模饲养程度低。在生猪价格历次波动中，散养户缺乏準确的市场信息和预测能力，只能随生猪价格的涨跌，或盲目扩张生产，或恐慌性退出生产。2011年农业部对全国2000个养猪村的定点监测，养猪户占所有农户的比重为22.74%，仍占不小比例。

三是疾病加剧产业波动。如，2006年下半年以来，部分生猪主产省暴发猪蓝耳病疫情，除生猪直接死亡损失外，还导致患病母猪流产或死胎。又如，2010年冬季到2011年春季，一些省区发生仔猪流行性腹泻，个别养殖场小猪死亡率高达50%。疾病导致供应减少，大大推动猪肉价格上涨。

四是信息监测预警调控滞后。由于生产分散、单位众多，难以普查，抽检又存在误差等问题，存在着统计数据不準的问题。加之生产者和地方政府出于税收、疫病信息、政策红利等自身利益因素，工作合力不强，没有建立灵敏的监测预警机制，以销定产难度大。

五是生猪生长周期性影响。生猪生产具有周期较长、途中难改变的特性。散养户以当年市场价格为标準预期未来收益，陷入“蛛网困境”，生产计画赶不上变化，产量赶不上市场变动的节奏。以2011年猪肉价格上涨为例，既有疫情导致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散养户退出的原因，也有饲料、人工、仔猪等成本迅猛上涨的因素。

中国生猪业已经出现多次周期性波动，这个周期一般在2-3年左右。如2003年、2004年，猪价高，导致生猪生产发展很快，结果到了2005年、2006年，猪价又大跌，养猪户不得不大量减少母猪，加上“蓝耳病”发生，总体母猪存栏聚降，结果又导致2007年、2008年猪价大涨，随后，又开始一轮猪价下跌，进而踏入了猪价的上升通道。这种周期性大幅波动，使猪农叫苦不迭，“赚一年、赔一年”，“价高伤民、价贱伤农”。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谭砚文教授分析，这种周期性波动不断，当中有多个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加快生猪的产供销一体化建设。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生猪散养比例占到了80%，规模养殖仅占20%。散养猪户的组织化程度较低，造成中国生猪生产、加工与销售的脱节，供需失衡就会导致游资的介入，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

二是完善补贴政策。猪肉价格高时，社会各方都关注，为了增加市场供应量，相关部门出台各项促进生猪生产的政策，比如实施能繁母猪补贴等。但实际上，这时候价格已经给养猪户发出了收益趋增的信号，再给予补贴，只会使扩大生产的信号更强，导致下一轮供应量过多，反而增大了生产的波动性。

三是提高预警信号。现在经营者多少都有了一定的“猪周期”意识，但绝大多数散养户并不能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再加上盲目的追涨惜售与恐跌滥杀，从而导致养殖户始终处于受损最大的弱势。

四是发展规模化养殖。要化解这种周期性波动，最主要的还是要发展规模化生产。散户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始终是比较弱的。通过各种扶持、鼓励措施，发展生猪的规模化生产，增强养猪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这是加快跳出生猪周期性大幅波动的关键。

权威数据显示，近期全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了43.5%。其中，辽宁、吉林、河北、山西、安徽等地的同比涨幅已经超过50%。且经记者调查发现，与去年同期相比，安徽猪肉无论是零售价还是批发价，涨幅都在五成左右，“猪周期”规律再次发作。

有专家认为，去年猪肉价格比较低，导致猪肉养殖利润少，养殖户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饲料价格在不断上涨。主要是这两方面原因导致了“猪周期”的发作，从而导致肉价不断上涨的市场化现象。

不论是“权威数据”统计，还是“专家”观点，又或是“猪周期”的“市场规律”，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为“肉价上涨”辩护的“充分理由”事实上并不见得那幺“充分”。

先看看所谓的“猪周期”是不是就是那幺不可逆转了。猪周期的发作从专家的言论中可以得知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猪肉养殖利润少”，一个是“饲料价格不断上涨”，从而导致了今年养猪减少，出栏量减少，猪肉顺势涨价。回头看看，无论是“猪肉养殖利润少”还是“饲料价格不断上涨”，都在市场调控範围之内，市场调控的槓桿如果没有平衡好，那幺出现猪肉淡季畸形涨价的罕见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市场调控的槓桿如何摆平，如何调控好市场才是关键，所谓的“猪周期”并非是不可逆转的。

别拿什幺“猪周期”当市场调控不力的幌子，别拿“猪周期”当有关部门工作不力的“遮羞布”，更别把“猪周期”带来的“严重后果”强加到无辜老百姓身上，让老百姓“三月不知肉味”的事实上不是什幺“猪周期”，而是相关部门市场调控的“懈怠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