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鬼神故事二种》由上海设计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作者：（英国）拉夫卡迪奥·赫恩 （美国）诺曼·欣斯代尔·彼特曼 译者：毕旭玲

译序
中国鬼故事
前言
大钟魂
孟沂的故事
织女传说
颜真卿归来
茶树的传说
瓷神传说
中国神奇故事书
金甲虫的故事
大钟
狗医生的神奇故事
缠足的起源
会说话的鱼
小竹和乌龟
疯狂的鹅和林中之虎
点头的老虎
公主观音
两个杂耍艺人
仙船
灵牌
金块
不会骂人的人
鲁三：菩萨的女儿

西方人接触中国神话传说，始于明清之际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他们在讨论神学问题，以及翻译中国古籍资料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中国的神话传说。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出现了翻译介绍中国通俗文学的热潮，一些神怪体裁作品，尤其是《铁拐李》、《黄粱梦》、《误入桃园》、《倩女离魂》等戏曲和《白蛇精记》、《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得到了翻译或介绍，值得一提的几种着作有：马礼逊（R.Morrison）的《中国通俗文学选译》（1812）、丹尼斯（N.B.Dennys）的《中国民间传说及其与雅利安和闪米特人民间传说的亲和性》（1876）、威达雷（B.Vitaledi Pontaggio）的《中国民间传说》（1896）。20世纪开始，西方学者翻译介绍中国神话传说的集子多了起来，比如：戴遂良（L.Wieger）的《中国近代民间传说》（1909）、卫礼贤（R.Wilhelm）的《列子》德译（1912）和《中国神话故事集》（1914）、威纳（E.T.C.Werner）的《中国神话和传说》（1922）、莫安仁（E.Morgan）的《淮南子》英译（1934）等，这些书都是雅俗共赏的读本，《中国鬼故事》与《中国神奇故事书》是其中的两种。
《中国鬼故事》（Some Chinese Chosts）由美国罗伯茨兄弟出版社（Roberts Brothers）于1887年出版。作者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于1850年出生于希腊的圣莫拉岛（Santa Maura）。赫恩的父亲为英国人，赫恩2岁时被送到爱尔兰生活，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主要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度过，也曾在法国一所天主教学校学习法语。1869年，19岁的赫恩只身赴美，开始了独立生活。在美国，他成为一名记者，并正式踏人文坛。赫恩先后在美国的辛辛那提和纽奥良生活。在纽奥良，他翻译了许多法国作家的作品，还出版、发表了《奇书拾零》（1884）、《克里奥尔谚语》（1885）、《织女传说》（1885）等作品。在《织女传说》以后，他又陆续改写了另外五个中国故事，并于1887年结集出版，这就是《中国鬼故事》。1890年，赫恩到达日本的横滨，并于次年娶了一位日本妻子。1896年，赫恩放弃英国国籍，加入日本籍，改名为小泉八云。日本时期是赫恩创作生涯的顶峰。他的作品在西方世界赢得广泛讚誉，逐渐成为一名世界级作家。所以，“小泉八云”要比“赫恩”知名。但考虑到《中国鬼故事》创作时，作者还未更名换籍，本书翻译出版时依然使用了拉夫卡迪奥·赫恩的原名与英国的原籍。赫恩在日本时期的创作，主要有《陌生日本之一瞥》（1894）、《来自东方》（1896）、《佛土拾穗集》（1897）、《灵的日本》（1899）、《日本杂录》（1901）、《怪谈》（1904）等。1904年9月26日，赫恩死于突发的心肌梗塞。
《中国鬼故事》中“鬼”不仅指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死而为鬼”的“鬼”，而且包含了所有没有实体的幻想形式，包括神仙、菩萨、佛祖等。虽然书的标题为“中国”鬼故事，但在翻译创作《中国鬼故事》时，赫恩几乎不懂中文，他对中国传说故事的译介大都来自法国汉学家的作品。也就是说，《中国鬼故事》其实是将法语中的中国神话传说译介成英语的一种尝试。在作品形式上，《中国鬼故事》除了编译之外，还专门加了‘‘题解”（Notes）和“辞彙表”（Glossary）。作为一部再创作的非学术作品，这些本来并不是必需的。在《辞彙表》中，赫恩对书中出现的一些音译的汉语辞彙作了注释。而在《题解》（包括《题记》）中，赫恩则将每一篇故事的来源及基本情况作了介绍。这些内容基本都是赫恩从各种书籍中蒐集来的二手材料，存在大量的错误和疏漏，辞彙表更是如此。考虑到向中国读者介绍中国辞彙的不必要性，以及其中存在的大量错误可能对读者造成误导，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捨弃了疏漏百出的“辞彙表”，只保留了介绍故事来源的“题解”部分。
……
虽然是揣测，但赵景深的看法应该比较接近赫恩的原意。也就是说，赫恩从大量的西译中国传说中挑选出六个来结集，并加以演绎，除了它们都是与“鬼”相关的故事之外，所据的是自己的取捨标準。赫恩要写的，不过是他心目中的“中国鬼故事”而已。严格来说，《中国鬼故事》并不算是一部翻译作品。一方面，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经过两层语言（中文——法文——英文）的转化，原语言中的文化信息不免被丢失、添加、扭曲和转换；另一方面，赫恩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对传说故事进行了改写和改造，造成了《中国鬼故事》与其法文原本的许多差异，与中文原本的差异就更大了。但《中国鬼故事》又确实是以英语的形式表达的中国的（或者自以为是中国的）传说故事，因此《中国鬼故事》表达的文化关係相当複杂。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中国神奇故事书》中。彼特曼也基于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需要，对原传说故事文本进行了修改，比如将佛教中“善”的观念与西方宗教中的“爱”的观念进行了结合。在彼特曼的笔下，出现了父亲问女儿是不是爱他的情节（《公主观音》），出现了将爱作为行动的唯一标準的情节（《鲁三：菩萨的女儿》），出现了铁拐李高唱“博爱才是真爱”的情节（《仙船》），这些情节在中国本土的传说故事中都是不可想像的。中国传说故事中较强的宗教色彩也因此被弱化，如《会说话的鱼》就抛弃了原故事浓厚的佛教与道教的影响，只将其作为一个神奇故事进行讲述。彼特曼的改造还体现在部分传说故事的结尾。比如在《大钟》中，可爱为了拯救父亲而投身熔炉，大钟由此得以铸造成功。这本来是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但彼特曼却通过钟声与永乐大帝的话语，将可爱的自我牺牲升华到永垂不朽的高度，用道德沖淡了悲剧气氛。而在中国传说中不幸死亡的妲己，在彼特曼笔下不仅没有死，还嫁给了青梅竹马的贵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缠足的起源》）。这些选择和改造，除了打造作者自己心目中的“中国神奇故事”外，也与彼特曼将少年儿童作为主要读者群体的设定有关。在《中国神奇故事书》中，处处可以体现出作者与少年儿童的互动。正出于这样的目标读者群体的设定，彼特曼特别注意选择那些能体现真善美的篇目，并对原有情节进行改造，突出其中的真善美。
无论是赫恩还是彼特曼，他们对中国传说故事的翻译介绍都算是一种再创作，充满了以西方人的视角理解东方文化，以及沟通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努力。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複杂的文化关係，正是译者将此书再次翻译成中文的原因之一。此外，这两部书中都保留了一些现在已经很罕见的传说故事情节，对我们了解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传说故事的情况也有一定帮助。为了协助读者阅读这些传说故事，本书在每一篇故事后都加了“译者附记”，主要解释这些传说故事的来源及其被译介为英文以后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生的变化。
毕旭玲 2014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