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向人民解放区疯狂发起进攻。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重申：要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民众斗争的发展，1947年毛泽东指出：和全国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一条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人民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形成了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是第二条战线。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指示：“国统区的情报工作的重点应转为全面搞策反抓实力。”原中央南方局和后来的中央上海局及它领导下的有关党委和民主人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及陆、海、空军的爱国官兵作了大量的工作。“重庆号”的光荣起义，就是上海局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产物之一。

1949年2月25日，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光荣起义，次日安全驶到解放区烟台港。1949年2月间，曾祥福、莫香传、王淇、蒋树德、王继挺等再次研究了起义问题，他们决定3月起义，并将计画报告了王锡珍。

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巡洋舰由舰长邓兆祥率领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启程，航行一万余海里，于1948年8月20日驶抵上海。由于内战紧张，是年10月国民党海军部部长桂永清即命重庆舰到葫芦岛参加辽东战役，蒋介石曾亲自在这艘军舰上召见将领指挥辽东战役。不久该舰又驶回上海。

“重庆号”军舰上有从英国训练回国的士兵三百余人。他们在英国受训时受到歧视和欺侮，回国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物价高涨，部分军官和士兵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不满、苦闷和彷徨，许多士兵另谋了出路。在军官中由于国民党海军一向存在着派系之争，不少人受到排挤。舰长邓兆祥等人系福建马尾系海军人员，也受到桂永清的排挤。桂永清派了他的亲信海军青岛系牟秉剑为副舰长，监视邓兆祥和别的官兵，并準备在适当的时候让牟接替邓兆祥舰长的职务。这些情况无疑是对该舰进行策反的有利条件。

上海局和所属上海、南京市委等的努力，在起义之前，“重庆号”巡洋舰已有準备起义的军官：上校舰长邓兆祥、少校陈宗孟、张景荣、周方先、中校陈景文、少尉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林绍禹等9人。士兵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已组织成“士兵解放委员会”，他们是王颐桢、武定国、李铁羽、张启钰、毕重远、赵嘉堂、洪进先等，有27人；另一部分人是由舰上军官蒋树德（已列入军官项内）、士兵王继挺领导发展的杨继和、李明阳、卢贤举、吴楚波、朱屏藩、刘耀俊、方崑山、宋刚等18人，还有锅炉房技工张兴昌。这就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了。但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军舰上，有副舰长牟秉剑为首的特务监视，军官之间和士兵之间，虽然可以互相串连，但只能在小範围内互相串连，即使“士兵解放委员会”，也是分几个系统联繫的。两部分準备起义的士兵各有起义计画。好在蒋树德为争取洪进先，将他领导的起义人员等情况告诉了洪，所以王颐桢等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几个骨干比较了解蒋树德、王继挺他们準备起义人员情况 ，但蒋树德他们却不知道另有士兵解放委员会这个组织，对其情况更所知有限。但这两部分士兵事先总算有了一定的联繫，对起义是有利的，特别是地下党对官兵多方面做了工作，形成了只要时机成熟就能一呼百应的形势。

舰上有官兵6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招募来的有文化的青年。他们先到英国学习，后来派到舰上服役。这些服役的文化青年绝大多数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对蒋介石撕毁和谈协定、挑起内战极度不满。1948年底到1949年1月末，“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江南造船所检修。2月初，坞于黄浦江。不久奉命出海到吴淞口待命。

时局东北已全境解放，国统区局势紧张，“重庆号”多数官兵思想动荡不安，不愿作国民党的殉葬品。共产党地下组织抓住舰上人心涣散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工作，成立解放委员会，培育和发展进步势力。

1949年2月另一部分士兵即“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也进行了秘密串联，但他们提出起义必须坚持“士兵路线”，这与党的政策不符。早在1944年周恩来在总结有关白军工作问题时就指出：“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是一个偏向……中国僱佣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有很大作用的。”在军舰上，指挥作战和航行都是军官的职能。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準备起义的士兵是不了解这一原则的，特别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那两个党员都不了解。在起义时他们推举王颐桢、武定国为总联络人，在驾驶台负责全舰总的联络工作。李铁羽事先还上岸向尚镭报告，但因联繫不方便，没来得及上报王锡珍。

1949年2月20日以后，两部分起义人员都认为已到了可以起义的时候了，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在“二八一雷达室”多次开会，决定25日晨起义。王继挺听到他们将发动起义的讯息，便通过李铁羽约王颐桢谈话，两人商谈合作发动起义问题，王继挺提出要王颐桢他们改定2月26日夜发动起义，王颐桢同意了。之所以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是因为王继挺要从吴淞口上岸向上海地下党报告，并要通知曾祥福、莫香传带领在岸上的8个离舰士兵下舰协助起义。

重庆舰在起义前已补充了弹药、燃料、用水，还装上大量银元，并奉命驶往吴淞口外停泊，有人估计其可能将驶往台湾。1949年2月23日牟秉剑专程去了南京海军总司令部。大家猜想：上面可能準备让牟取代邓兆祥任舰长，也可能对官兵间的厌恶内战的情绪有所察觉，準备对某些官兵採取镇压措施。正在此时，海军派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下舰，林绍禹负责接待，林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重庆舰将开赴江阴，以防人民解放军渡江，林立即将这个情况告知了武定国。与此同时，大家又听到舰上有士兵在传说“有人要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去”，这说明可能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重庆号”在吴淞口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官兵分头行动，切断通讯线路，关押了各房间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然后召集全舰士兵开会，分析形势、讲明政策，并劝说舰长邓兆祥，让他同士兵一起行动。全舰人员统一了思想并制定了下一步行动的方案。邓一时不敢相信这样就能够起义。王颐桢、武定国、李铁羽、杨际和、王继挺、赵嘉堂等人先后和他谈话，给他分析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重庆号”起义后的形势。邓问：“你们有把握吗！”王继挺向他说明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邓在询问了轮机準备情况后，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邓还要求释放一些军官协助起义。他让少校航海官陈宗孟绘就航海图，要上校芦东阁等人协助他指挥航行，让少尉军官王菊根负责起锚工作，让中尉郑光模在航行中值更。在重庆舰驶往解放区烟台港途中，邓兆祥採取重要措施，改变航线摆脱驻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的注意，军舰顺利地驶向了解放区。由于有邓兆祥和其他军官参加，形成了官兵一致起义的局面。“重庆号”随即离开吴淞口，向解放区烟台港破浪前进。

由于“重庆号”是桂永清直接指挥的，基地无权过问其行蹤，因此25日早晨，基地的供应舰还按时驶往吴淞口外向其输送补给物资，可是找不到“重庆号”军舰了，只得返回基地报告，直至“重庆号”到达解放区烟台港之时，国民党海军还没弄清情况。桂永清得知起义讯息后在惊慌之中不知所措，命令电台不断呼叫，劝“重庆号”军舰“赶快回来，不要上人家的当”，还说“弟兄们生活清苦，我对不起大家，任何事情都好商量”。已“引退”在奉化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立即叫桂永清偕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来见。蒋介石作出三项指示：（一）责成周至柔派空军炸毁“重庆号”军舰；（二）所有在北方海上的国民党军舰南撤，免遭“重庆号”军舰袭击；（三）内部加强“防变”措施（实际上“防变”措施效果不大，解放军渡江时，又有以林遵为司令的江防第二舰队起义；再后还有“长治号”军舰起义……）。英、美方面对此也十分震惊：美国顾问团赶忙同国民党海军部研究“重庆号”起义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密谋配合炸毁“重庆号”军舰，掩护国民党在北方海面上的军舰南撤；英国武官奉命向国民党提出马上收回另一艘军舰“灵甫号”。由国民党海军部下令“灵甫号”军舰开往广州，再以“修理”名义命其驶进香港船坞，然后由英国宣布收回！

26日清晨，“重庆号”驶达烟台港口，受到当地驻军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下午，“重庆号”被国民党的一架民航飞机发现。次日，国民党派来数架飞机进行袭击，但人、舰均未受到任何损失。考虑到“重庆号”在烟台不安全。于是，朱德总司令和部分陆军领导到舰上与起义官兵一起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重庆号”开往葫芦岛港。

“重庆号”巡洋舰1949年3月3日启程，4日凌晨便安全抵达葫芦岛港。5日，全舰起义人员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致电，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重庆号”军舰胜利到达烟台后，準备派武定国、赵嘉堂、蒋树德三人上岸与烟台党、政、军联繫。这时毕重远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也要求上岸联繫。在王颐桢同意后他们一起上岸。毕以党员身份（虽然当时还没有组织证明）向烟台党、政、军单独汇报起义经过，促使烟台的岸上首长同意他的意见，决定解散舰上才成立的统一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只认原来27人为士兵解放委员会委员，由这27人新选王颐桢为主任，李铁羽为副主任，这样缩小了起义官兵的团结面。1949年3月4日“重庆号”军舰驶抵葫芦岛，受到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的欢迎，后来中央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对全舰官兵进行了慰问并与他们会面，还单独接见了王颐桢并谈话。

1949年3月16日，国民党飞机来葫芦岛上空侦察，17日至19日，又派B29型飞机数架进行高空轰炸。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起义官兵奋起还击，但由于装备落后，射程有限，始终摆脱不了被动的局面。最后，党中央发出指示，拆除舰上部分设备，全体人员撤离，让舰自沉。3小时后，即3月20日子夜，全舰沉于深水中。

之后，所有“重庆号”起义人员，一律到丹东海军学校学习。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决定打捞“重庆号”。葫芦岛驻军政委负责组织“重庆号”一部分起义人员，经过两年的打捞，终于把“重庆号”完整地打捞上来。1952年春天，“重庆号”被顺利地拖到大连港。

1949年3月24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电慰问邓兆祥舰长和全体官兵。电文如下：

邓兆祥舰长并传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海、空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憎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　德

194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