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长企业组织与文化创新

企业组织结构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管理理论，对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改善企业的组织流程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高成长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性，选择何种组织形式对其管理效益影响非常大，在高成长企业中，组织结构的作用将会发挥更大的效力。

企业文化理论是研究企业持续成长问题的重要工具，企业文化对改变企业领导者的行为方式、提高人力资源的有效性、提升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高成长企业要平衡高成长和稳健发展两者的关係，就必须注重文化的创新。

基本介绍

书名：高成长企业组织与文化创新
作者：陈春花　赵曙明
ISBN：978-7-111-54871-3
页数：216页
定价：49.00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0
开本：16开

总序

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

最近，管理学一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的许多编辑发表了一篇号召研究学者提出更多适合东方情境的管理理论及构念的文章。这篇文章回顾了近几十年发表的管理学文章在理论创新及贡献上的不足以及对西方理论过度偏重的情况，分析了东方与西方社会在管理情境上的一些不同之处，呼吁更多产生于东方式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社会实际突出问题的创新性理论及构念。

自己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已经走过了20多年，其实AMJ编辑关注的话题，也是我一直关注的话题，我总是感觉中国管理研究没有如中国企业实践那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管理研究学者也没有如中国企业家那样勇于拿出自己的观点以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在我自己的认知里，管理研究贡献价值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企业实践的优秀案例；二是对重大规律性问题的认识；三是人文关怀。这三个条件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经显现出来，或者可以说中国管理研究贡献价值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为什幺中国管理研究本身却没有同步创造价值呢？有人认为是语境的问题，有人认为是研究範式的问题，这些也许是问题，但是我觉得其核心问题是中国管理领域“知”与“行”脱节的问题。

最有意思的现象是，管理学者研究的话题只是去满足西方管理期刊的要求，并不理会现实的中国企业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企业家与经理人回到商学院读书，更重要的目的是结识人际网路与构建新的商业机会，甚至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在公众传播中直接表明观点，认为经济学家、商学院教授没有用。我不想去评价谁对谁错，客观存在的现实是，管理学者的研究与企业家的实践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管理学研究成果企业家并不去在意，企业家青睐的期刊和书籍，管理学者也不屑一顾，这种现象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

德鲁克精闢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的权威性就是成就。”管理经典正是源自于对管理实践的关注与洞察，并通过与实践的互动来引领实践，此即管理经典的实践性。基于这一特徵，这些经典的研究成果在两个关键方面为我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贡献了价值：问题的框定与複杂问题的简单化。我们始终可以受益于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研究成果：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韦伯的行政组织与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解决了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係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解决了如何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德鲁克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这些经久的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与西方企业有效的互动，带动了西方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

如果我们所有人可以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思考，可能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很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近百年的管理实践中，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迁，科学技术生产力如何发展，管理大师在那些经典研究成果中所提出来的管理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所总结的管理经验依然有益，他们所研究的管理逻辑依然普遍，他们所创造的管理方法依然有效。这一切首先基于这些研究都是面向管理实践的，其实践性的本质决定了这些研究对管理实践活动的深刻洞察和归纳提炼，从而推动实践成效的提升。因此，实践性正是这些经典管理研究成果的价值贡献的首要内涵。

管理一定是来源于实践的，没有管理实践的成效，我们无法真正获得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因此，中国管理学领域的学者需要从事更多的启蒙工作、学习的工作，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传送到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无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研究，很多人非常努力地在尝试着新的管理理论。20世纪40年代，人际关係训练被看作是组织成功的关键；50年代，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理论又被视为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法；进入70年代，我们看到了企业战略；9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新方法层出不穷。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认为管理创新理论引领变化。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所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需要面对和接受的。但是，我们往往无奈地发现中国企业活得很苦，因为付出非常多却没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其中的根本问题就是管理的基本到底是什幺？我们的管理髮挥了什幺作用？当我们对管理的基本理解不够的时候，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

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效率，这是德鲁克和我们的共识。也就是说，管理从根本意义上是解决效率的问题。那幺，我们的效率从哪里来？管理的逻辑如何？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从管理演变的历史来看，管理演变的第一个阶段是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泰勒，这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劳动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是行政组织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韦伯和法约尔，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组织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是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包括人际关係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个人效率最大化。因此，如果对管理所谈的效率做细緻的划分，就是劳动效率、组织效率和个人效率。先解决劳动效率，然后解决组织效率和个人效率，当顺序颠倒时我们会发现管理无效。因为个人效率需要支付条件，而支付条件是需要组织给出的，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产出就不可能有组织效率，没有组织效率就不可能有个人效率。

选择泰勒、法约尔、福列特的经典研究成果，是因为我们对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认识：管理理论研究的命题来源于对重大实践问题的认识。泰勒正是认识到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是极其重大的问题，才有了以分工理论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正是关注到组织效率的问题，才有了一般管理的5个要素和14条原则。福列特则是前瞻性地关注到了科学管理中被忽视的人性因素的相关问题，通过在企业管理谘询的实践中对现实进行细緻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在发挥个人效率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回顾这些管理经典时我们发现，管理大师回答了对管理的最基本理解：效率。正是这样的理论研究，推动了西方近现代的高速发展。

做了一个管理理论演变的梳理和回顾，只是想说明“知”与“行”之间是完全合一的，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是知与行未做到位。只能说管理学者对实践的问题并未观察到位，只能说明立志于从事管理研究的学生与学者，没有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时代问题的密切观察者，没有让自己融入社会实践中，没有走到企业中去，没有亲身经历一些组织的变革与挑战，所以无法发现问题、无法贡献有价值的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在讨论“无为”与“有为”的问题，古人有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老子说“无为而治”，《金刚经》说“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会发现，哪怕是谈论“无为”，也是为了“有为”。

儒家的思想是把欲望控制在一定範围之内，孔子因此删诗书、定礼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不断打仗，根本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但是对于文化而言，如果没有安定的社会基础是很难保存的。因此，孔子为了保存宝贵的文化遗产，删诗书、定礼乐，教书授徒。

孔子有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这些弟子后来都成了文化的主将，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就能保存文化了吗？我想是的，因为诗书礼乐是文化的形式，如果没有一定的形式，任何一个事物也难以保存。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上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因此，孔子在战事纷纷的年代要保存一些规範，从而达到延续文化的目的。

但是，规範只是形式而已，它不是文化的精义所在，重要的是在于对规範目的的体认。倘若没有体认到规範的目的，规範则会变成累赘和负担，且会限制人们。可以说，对目的的体认要通过规範，但不能限于规範。这也是孔子的目的所在。因此，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仁义”，这些都是规範，也可以说是教条。

孔子并不像宋儒以及后世所刻画的那样死板，他的生活是充满欢乐和幽默的。这一点，如果贯通起来看，而不是读格言似的，读一下《论语》就能体会得到。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他的目的。倘若明白了它，则会觉得规範不是呆板的，而是活动的，又是“不逾矩”的，所谓“自然而然”地合于“道”。可惜，后世往往把规範看得最高，也看成是最终的。这让我联想到一些研究论文，几乎都是符合规範却没有意义和价值。

因此，把对规範“度”的把握放在第二位，正是孔子所说的“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而“过犹不及”的错误，把“仁义道德”变成了一种枷锁，导致了人们的唾弃，以致出现了“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个错误不在孔子，而应在于后世对孔子思想的曲解。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传统文化，挖掘出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欲望控制在一定範围内，也即规範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们要怎样理解的问题。

道家讲“清静无为”，不理会欲望。为什幺？因为人总在追求之中，倘若因此而不断奔波，则永不能“清静”，因此，道家要求人们“虚无”，把欲望淡漠，不去管它，从而达到“清静无染”。应该说，这也是儒家的目的。但是，倘若青年之初就讲“清静无为”，很容易导致散乱，一切都不在乎。真正的道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这个“无为”不是什幺事都不乾，而是能认清时代的潮流，从而能“无不为”。因此，道家的目的是好的，但必须从扎实的规範做起。

佛家要求认清欲望的面目，从而“止于所当止，发于所当发”，也就是不但对规範要认清，对它的目的也要认清，从而能够正确、合理地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倘若认不清呢？只有从规範做起。

因此，可以说规範是初步的必经之路，故而圣人都提出所谓的“戒律”。只是我们不能体会到戒律的目的而执着于戒律了，或对它认识不够而废弃了戒律，从而导致了一些弊病。

正如班固所说“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西方社会就有这种倾向。因此，“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最好是能够知道什幺时候该怎幺办，但这很难。正如释家所说，“因人施教”，首先要自己眼光正确，能指出别人或社会的弊端，并能提出解决的办法。

在治世方面，儒、道两家的思想比较突出。儒家是“一以贯之”，也就是一种“傲骨”。不论在什幺情况下，社会安定也好，混乱也好，总希望儘自己的心力拯救社会，“救世济人”，所以国破家亡时往往有儒家的忠臣出现。孔子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例子，这是儒家的观点。道家的思想则主要在乱世时方能显示，我们看历史也会发现，每当社会安定了，儒家思想必定被重新召起，因为这是社会安定治理的必由之路，而到了乱世，道家思想则占上风。道家思想善于把握关键，能把时代的洪流疏导，在洪流的下游挖一些渠道，从而能比较容易地处治它，事半功倍，“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一种好办法。但这洪流冲击力的大小，我们怎样判断呢？也就是我们怎样决断我们用什幺方法呢？这不仅需要多读历史书，因历史有重演的味道，孔子也说“温故而知新”，还要善于观察社会，从而达到“因人施教”，事半功倍。

知行合一不仅是一种理想，更应该是一种行动习惯，无论是我们的先贤，还是近现代西方管理大师，他们的贡献可以引领我们去完成属于我们的时代使命，而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

西方已开发国家的实践所总结出的管理理论，启蒙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企业经营者与管理研究学者，我们花了整整20年引进、学习与消化，同时运用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正是这20年学习的努力，终于在今天，中国领先企业站到了世界舞台上，并逐步成为全球领先者，伴随而来的，就是中国管理研究领域，也会有机会站在世界舞台上，并成为引领者。

“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托马斯·杰斐逊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它令一代又一代不同国籍与文化背景的人激动。对于我而言，正是这个时代，赋予一个中国企业蓬勃发展的机遇，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与中国企业的崛起与发展，让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一个生机勃勃、日益强大的中国。当我可以置身于这鲜活之中，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所尝试、探索、学习以及创新的实践，充盈了每个研究的话题，预示着可能出现的崭新理论，投身其中，让我有着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从我踏入管理学研究领域那一天开始，整整20年的见证，让我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去寻找属于中国领先企业的研究价值，才有了这些作品呈现给大家。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及华章公司，感谢前总经理周中华、副总经理王磊、前副总经理张渝涓女士10年来的一贯支持；感谢我的策划编辑袁璐先生细緻而又全面的帮助，在我写作过程中经常与我讨论和交流；感谢程琨编辑极为仔细、认真地为丛书的每本书校对；感谢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愿意与我一起深入研究的那些领先的中国企业、企业家及团队成员，如新希望、美的、TCL、华为、广东威创、创维、南方航空、星光集团等，他们的成长时间以及持续的发展，让我得以在实践的第一线真切理解和感受；感谢一直陪伴着我的研究伙伴，如曹洲涛、乐国林、赵海然、刘祯、宋一晓、马胜辉、陈鸿志等；感谢引领我的两位导师苏东水教授、赵曙明教授，正是你们的引领与陪伴，我才可以坚持做下去；感谢我所遇到的所有学生，你们的实践、疑惑以及勇气给了我驱动力量；感谢华南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三所大学给了我滋养的支持；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一直默默地支持，才会让我毫无顾虑地去做各种尝试。

感恩在我从教30周年的日子里，机械工业出版社及华章公司帮助我整理和出版了这套丛书，虽然这不是我过去30年所研究和写作的全部，但是已经是我渴望付出价值的最重要的部分。当这套丛书出版后，我知道，自己依然会伴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继续我的成长与追求。

在这代人的记忆中，这个时代意味着一个单纯与乐观的年代，也是一个创新与超越的时代，新事物蜂拥而来，任何尝试都可能获得某种成功。商业和企业的成长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实践与理论的贡献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更是管理提升与人类进步的新组成部分。如果说由荆棘丛生的荒原构成的中国商业世界，更需要雄心勃勃的梦想者与开拓者，那幺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企业实践，更需要肩负使命的行动者与创造者。

陈春花

2016年8月9日于北京

序

中国经济多年来都是充满活力地强劲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支柱就是高成长企业越来越多，并且此起彼伏、波澜壮阔，而“官、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和互动对高成长企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参与总结高成长企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研究高成长企业发展的秘诀，探讨其组织发展、文化创新和领导艺术问题，如能为高成长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会感到欣慰。

陈春花教授多年来从事企业组织与文化的研究工作，在华南理工大学任教期间，不仅为高成长企业提供谘询，而且参与了许多企业的实际工作。2003年她来到南京大学商学院，跟着我做博士后研究。我们共同研究高成长企业与文化创新问题，并且将研究的範围从广东扩展到全国和世界。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我们推出此书，以对前一阶段的研究进行小结。

考虑本书的写作目的和读者群体，我们不是以学术专着的形式写作，而是採用大量的企业故事和大量的作者与企业家的对话形式来写。本书的许多内容都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有从实践升华到理论也有从理论落地。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儘量追求口语化的文风，也是为了追求管理理论的普及性和实用性。

我们吸取企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文化理论的一些营养，为高成长企业阐释了许多发展的真谛。我们认为：首先，企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对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改善企业的组织流程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高成长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性，选择何种组织形式对其管理效益影响非常大。在高成长企业中，组织结构的作用将会发挥更大的效力。其次，企业文化理论是研究企业持续成长问题的重要工具。企业文化对改变企业领导者的行为方式，提高人力资源的有效性，提升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高成长企业要平衡成长和稳健发展两者的关係，就必须注重文化的创新。最后，高成长企业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之一。人力资源是企业成长的根本所在，高成长企业就是将人力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的现实舞台。产业结构的最佳化，产业集群的出现是带动区域经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源头，高成长企业就是形成产业集群的源头。

本书能很快出版，我感到很高兴。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与陈春花教授的一些关于高成长企业发展中组织行为、文化作用和有效领导的理论研讨和交流能结出硕果。

赵曙明

农曆大年夜于南京大学商学院

前言

观察企业的成长，总是可以看到一些高成长企业，这些高成长企业在企业战略、市场策略、产品技术与服务等方面都表现出优异的特性。此书聚焦在组织与文化方面，希望透过其内部能力的分析，获得借鉴的结论。

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的关注集中在广东高成长企业群体，一方面可以在实际案例中确认其中的结论，一方面透过这些企业的高成长轨迹与蛙跳路径，探寻高成长企业的驱动力以及加速因子，聚焦于找寻其高成长与组织、文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係，特别是领导者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代科学技术是浩瀚无边的知识海洋，是伟大的精神力量，又能转化成物质力量，高成长企业就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之一。

人力资源是企业成长的根本所在，高成长企业就是将人力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的现实舞台。

产业结构的最佳化，产业集群的出现是带动区域经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源头，高成长企业就是形成产业集群的源头。

在我国高成长企业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高成长企业如何在技术创新、经营管理、组织结构、内外环境等方面保持持续稳定成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探索解决高成长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促进高成长企业健康发展的途径，对推动我国高成长企业的加速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广东省作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高成长企业的发展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广东省的高成长企业在规模上、管理上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以广东省高成长企业的发展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希望借我们的研究做出一些可借鉴的思考。

企业组织结构理论，对一种新型管理理论，对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改善企业的组织流程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高成长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性，选择何种组织形式对其管理效益影响非常大，在高成长企业中，组织结构的作用将会发挥更大的效力。

企业文化理论是研究企业持续成长问题的重要工具。企业文化对改变企业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对改变人力资源的有效性、对提升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高成长企业若要平衡其高成长和稳健发展两者的关係，就必须注重文化的创新。

本项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进行的。

作者简介

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先后出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执行长，山东六和集团总裁。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010年度“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第三任主席、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333工程”首席科学家、江苏省人力资源学会会长、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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