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主任崔振椿本着“统一大业，人人有责”、“把握机先，耻于人后”的原则，对“海峡两岸交流论坛”的成立提出动议，由中央党校资深博士生、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网资深编辑李晓、致力于文献整理、时事批判、理论研究的新青年学社社长赵丹阳着力普及宣传、结交有识之士，在网上组成了为数百人的精英团队。

崔振椿、李晓、赵丹阳

以民间力量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合作，为和平统一台湾提供合理的体制构架。

深化“九二”共识，践行“知学主义”，共建宪政理念。

“各美其美，天下大同”、“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致力于文献整理、时事批判、理论研究的新青年学社社长赵丹阳，在中央党校资深博士生、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网资深编辑李晓、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主任崔振椿的大力支持及智力鼓舞下，整理出对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后期的发展与统一，有着纽带作用的“知学主义”。随后，李晓、赵丹阳二人在2013年“全国两会”与及民间智力平台“百家讲坛”、“时事直通车”的启发下，又撰写了有利于对两岸三地的人才选拔去芜存菁的《三禁四不纳》、《五图四不谋》、《八观六验修缮版》；对权力泛滥有效制约的《新青年学社眼中的“中国史”》、《打造新青年学社成为“网路大学”的理念》、《七正九不善》、《六义七不振》。其间，崔振桩同志及广大论坛精英着重肯定了李晓博士、赵丹阳社长所提出的“不求全备，不看门第，不计仇怨，唯才是举，量才录用，但凡有心为我两岸交流统一多方建树者，皆可为用”的组织原则。

随着应试教育体制的逐步深化，求同排异、力求统一、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在各大初、高、大学愈演愈烈，导致学生、老师、家长三方的压力空前加大，并产生极大的对抗性情绪。在以“帝王之术”为指导前提，霸控人心为目的，专注于牛毛茧丝、象徵意义、不切实际为内容的应试教育下，老师无法大展骏足，寓教于乐（因为考学要看成绩，学校要看升学率，因此老师只能服务于应试，否则则要丢掉饭碗）父子母女之间无法敞开心扉，互相谅解（父母大都一心想令子女考上好学校，来符合学历制社会的需求，而子女另有思想，欲图另闢蹊径，双方的沟通因子女成绩不高而出产生壁垒，难以进行）。更有甚者，部分学生因压力过大，进而走向仇杀斗殴、浸淫网路、盲目早恋的不归之路。为全面贯彻“钱学森之问”的破解之道，摒弃各大高校着重比拼论文数量、考试成绩的歪风邪气，一改校园中惟上是从、不能学以致用的状况，新青年学社社长赵丹阳、秘书长徐东特提出逐步促进教育体制改革、转变师生读书理念的“知学主义”，以期先行治标，徐图治本。

古来就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说法，诗人曹松在《乙亥岁》中也说：“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二者所述的现象，于今为烈。为了警惕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贼所做的防守戒备，就是应捆紧绳索，关紧绞钮，这是世俗上所说的聪明。但是大盗一来，便背着柜子、扛起箱子、挑上口袋而走，唯恐绳索、绞钮不牢固呢。以前认为的聪明在大盗面前不是显得很愚蠢吗？如此看来，一家独大的统治，有不替奸贼大盗做积蓄的吗？如果为了党派利益，罔顾百姓困苦，凭着高压手段与舆论导向，颠倒黑白、混淆美丑、指鹿为马，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长久。惟有民主理念与共和理念的贯彻与实施，才能保证政权对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东西方官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均已固步自封、山穷水尽，治乱周期与金融危机已成为双方舌桥不下的阶段性灾难之时，迫切需要我们面向世界，博採众长，以古鑒今，科学发展。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疏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着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堕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採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如此看来，若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就必须要坚持实践第一，求真务实的方法论，即弘思远益，应权通变。古今中外的任何学说，只能成为适应当时的、救弊治残的一家之言，不足以长久的统御天下。

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可以兼收并蓄、求同存异，但同时必须以本国的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因素为基础，移风易俗、因地制宜的进行发展。生搬硬套往往适得其反。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学说的建立，必须以尊重本国的历史和国情为原则。具体体现是，对于政权的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作为历时尚短、励精图治的西方国家，可以适当以东方的权变理论为鉴，但同时不能忽视自身固有并延续至今的自由、博爱、民主、平等，尤其注意的是对于东方的文化糟粕（厚黑权谋）要去芜存菁，从而做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作为历史悠久、依文奉法的东方国家，同样可以以西方的学说为参教，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但绝不能将西方的主义，根植于本国的立政之基，否则便是塞流求源、伐根求茂。更不能对西方（泛指英国、美国、约旦、摩洛哥、德国等国家）已故之人的学说不加权变，来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中华民族要有自己固有的一套政治经济文化理论，这种文化理论必须以“以华治华”为核心，即以华人的思想治理华人。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列宁、史达林是西方的政治文艺理论巨匠，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且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虽大相逕庭，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不容置喙的却是，他们所提出的至理明哲，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

如今，有的人以他们之中某个人的观点来断章取义，讥讽东方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辩护。因此，对民主变革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的概括。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係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数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数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儘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理论内涵知学主义内涵广袤，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施教人员及政府部门提出要求，令其通过对《八观六验》、《三禁四不纳》、《五图四不谋》、《七正九不善》、《六义七不振》及“不求全备，不看门第，不计仇怨，量才授课，因人而异”的理论的学习，循序渐进的达到“知人善任”、“知人论世”的水平，在教育教学中，要时刻以“知行合一”为第一要务。“知学主义”首次把“知人善任”、“知人论世”、“知行合一”三种政学理念与“学以致用”、“学以立德”、“学以致富”三种经世致用的读书哲学加以融合，这在提法和内容上，都是第一次。

这四个字，源出于“子产从政”之事，据说郑国大夫子产参与执政，选择贤能的人来任用他。冯简子能够决断国家大事；子大叔貌美俊秀而有文采；公孙挥能够知道四周邻国诸侯的行动，还能辨别它们大夫的种族姓氏、官职高低、尊贵卑贱、贤愚与否，并且还善于做外交辞令；裨谌善于谋划计略，在野外谋划就能获得成功，在城邑内谋划就会失败。每当郑国要有诸侯之间的外交事宜的时候，子产便向子羽询问四周邻国的情况，并且让他跟他们多做一些外交辞令。之后便与裨谌驾车来到野外，让他看谋划计略是否可行。等到回去再告诉冯简子，让他来作出决断。如果决定这件事可行，子产就会把任务分配给子大叔让他去执行命令，来应酬对付各诸侯派来的宾客。因此子产执政时很少有失败的事情发生。以古鑒今，对教育人员的选拔与任用也需要知人善任，在岗位上尸位素餐、蝇营狗苟的人不应委以“教师”之重责，为人师者，应该尽到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应该具有“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理想，更应具备寓教于乐的文化素养，而不应以贯彻“照本宣科”、“形式主义”为能事。更不能以自身急功近利的态度，促使教育产业化。

《知人论世》出自《孟子》的《万章章句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译文：孟子对万章说：“一个乡的优秀人物就和一个乡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一个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一个国家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优秀人物就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如果认为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吟咏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幺人，可以吗？所以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

1、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从道德教育的角度上看，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2、 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範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即提倡为了为了实际套用而学习。

学以立德，就是要求仁人志士通过学习，进一步提升思想理论素养、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水平，坚定理想信念，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增强为民主大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源出西方彼得·林奇、约翰·罗斯查得的《学以致富》，这与梁啓超《少年中国说》中那段慷慨激昂的文字：“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中“少年富则国富”的思想特别吻合。读书是为了富国强民。而富国强民的首要条件，即是要通过读书来达到自身的富裕。这其中，学以致用是安身立命、报效国家的前提，学以立德则强调自身发展的手段与途径，学以致富则是最终目的，即通过读书来利己富国，完成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三者一以贯之，缺一不可。（二级目录）知学主义的意义：知学主义以“反经”、“宋明理学”、“明夷待访录”、“世要论”等89部中国古典文化书籍为理论基础，以“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精英人才代表大会制”为事实依据，是一种因事制宜，以变应变的政治文艺理论。它的强大生命力在于“授人以渔”，引导国家、企业、个人因时制变的发展适合自身的救弊长策。知学主义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也是对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鉴，兼收并蓄。在政治和哲学路线上，做到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论坛的召开，一般设有“网上徵文、网上评议、实体会议、名师总结、会长颁奖”五个环节，为回响政府“为海峡两岸的民主交流建言献策，这是每一位大学生不容置喙、不容推却的历史使命”的政治号召，论坛除了从网上徵集一些“恢宏正气，切中时弊”、“倡导和谐，力求统一”的文章外，还拟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在各大高校召开实体会议，并设定“胸怀天下，铁骨诤言”、“开拓创新，独树一帜”、“理性建言，高瞻远瞩”、“中正仁和，腹有韬略”四个奖项。以期鼓励广大师生急公好义，以积极踊跃的姿态投入海峡两岸事务的交流与合作当中，为华夏统一大业竭尽所能。

第一届海峡两岸交流论坛成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大学城举行，受到了当地学生干部、老师民众、政工领导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此次论坛的召开，共徵集合理建议311篇，其中关注大陆医疗体制改革的文章112篇，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章123篇，台湾及大陆各自製度优势方面的文章60余篇，和平统一台湾之前的大陆体制构想方面的文章10余篇，与会人数总计509人。（其中学生300人，老师100人，局级干部9人，下岗工人再就业团队50人，当地热心民众50人）。

海峡两岸交流论坛的理事长赵丹阳表示：“丹阳以驽钝的材质、浅薄的德行，却受到了超越限度的赏识和过分的提拔，因此殚精竭虑、夙兴夜寐，唯恐託付不效，会伤害到中央党校的用人之明。幸而，甘肃同胞参与台海两岸事务的热情无比高涨，各大高校也纷纷秉持‘独立之灵魂，自由之学术’的精神，积极提出构想，建言献策，遂使本次会议的召开取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结果。丹阳将一如既往的贯彻‘海峡两岸交流论坛’以民间力量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合作，为和平统一台湾提供合理的体制构架的目的；以促进两岸交流，深化‘九二’共识，践行‘知学主义’，共建宪政理念为宗旨；以‘各美其美，天下大同’、‘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为口号，为我国的统一大业、民主大业不遗余力。”

《多元共和》、《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大转型》、《利用网路平台进行网路思想政治教育探索》、《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初探》、《改善国人道德困境的几点建议》、《如何对诸子百家的思想去芜存菁》、《理民之术与治吏之法》、《法治与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