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说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盗窃、诈欺、抢劫等侵财类犯罪为主，作案蹤迹遍布全国。

中国的盗窃、诈欺、抢劫等财产侵占犯罪，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强烈的地域性特徵，特定类型犯罪发生后，公安往往会第一时间判断嫌疑人来自何方。

比如河南驻马店是迷信消灾诈欺、冒充军警诈欺、色诱敲诈、假结婚诈欺的高危地区，贵州黄平是撬盗保险柜、丢包捡包诈欺高危地区，江西瑞金是外币诈欺、丢物捡钱诈欺、少钱变多钱诈欺、金元宝诈欺及ATM机吞卡盗窃等类型犯罪的高危地区。

当一种犯罪手法广为人知，成功率较低时，这些地区有专人负责设计更新颖的犯罪套路传播，以研发和创新能力来对抗警方侦查手段和社会管理水平的进步。

当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发生时，有经验的侦查员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假如电动车及电线电缆被窃，多半是本地窃贼所为；而疯狂盗窃沿街店铺的往往是东北籍嫌犯，高档轿车则要考虑河北献县方向，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技术性开锁入室的盗窃团伙一般来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则是造枪基地。

上述案件要幺目标特定，要幺需掌握较高端的工具（特种轿车解码器）或技能（出众的攀爬能力，开锁技巧等），所以极易锁定特定籍贯人群。这类以籍贯区分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统内被称为犯罪高危人群。他们所属的地域被称作犯罪高危地区。广东省公安厅出动3000多名警力围剿的博社村，其所归属的陆丰市即为中国製毒贩毒的大本营。

在外人看来，这种分析归类或许带有地域歧视之嫌，但它确实符合统计数据和警方内部办案经验。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只能从事收入不高的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当于将他们驱离城市。政策和感情的双重歧视下，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当某些人融入城市的梦想最终破灭，回乡又没有立足之地时，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源于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动走上犯罪道路。他们以同乡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传授犯罪经验，结伙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窜，另一些人学会犯罪技能后回到家乡，传授给宗亲朋友，交叉结伙，外出作案，得手后回乡销赃及躲藏，在宗族掩护下逃避侦查打击，犯罪带来的暴利不断吸引新生力量加入，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乡。

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现象，其实是刑事犯罪类型化、专业化的逻辑延伸。如果将这类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则不难理解犯罪之乡的形成——犯罪技术的学习和传授，不像正常的技术可以公开获得，它高度依赖熟人、亲戚之间的信任；越是技术门槛高，需要配套系统支撑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垄断特徵就越强烈。

另一方面，犯罪之乡的形成还与地区经济差异及特定的民情紧密相关。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县级市，人口众多且构成複杂，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会治安较差，黄赌毒泛滥，经济不发达，是多种类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

深圳及广东籍网路诈欺团伙把儋州发展为下线和根据地，僱佣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参与作案，且分工明确。当地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人负责盗窃身份证，有人负责用他人身份证开设诈欺用银行账户，有人负责具体实施诈欺，有人负责提款分赃。下属的那大镇甚至出现了一个二手身份证交易市场，可以在此成批购买他们丢失或被盗的身份证。自2006年起，受骗者遍布全国。儋州还是“金砂诈欺”案件的高危地区。源源不断的犯罪收入又带动了当地娱乐业的发达，导致社会治安进一步混乱。

湖南娄底是电信诈欺、合成裸照诈欺及假金龟假金砖诈欺高危地区。电信诈欺最早由台湾传入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泉州安溪曾是此类犯罪的大本营，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即坐落于此地的魁斗镇。自2004年以来官方重点整治后，台湾籍诈欺团伙将窝点转移到了湖南。

从吉林省公安厅获悉，吉林省犯罪高危人群DNA样本资料库已经全面建成，该省公安监所採集DNA工作进入流程化、常态化状态，对于精準预防和打击犯罪正在起到重要作用。

吉林省公安厅监管总队总队长常炜光说，截至2012年8月底，吉林省公安监所共採集在押人员DNA样本29475份，採集全省监狱罪犯DNA样本26547份。吉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测序比对完成公安监管场所在押人员样本11064份，直接比中犯罪嫌疑人47人，破案200余起。在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採集项目中增加DNA数据内容，大大提升了吉林省违法犯罪人员资料库在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的实用价值，这也为资料库增加了重要内容，增加了监所深挖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和战果，密切了监管与刑侦警种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