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时代的金、银质实用器与装饰品。

金银器迄今为止极为少见，曾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33年造的鎏金刻花银盘，製作精细，装饰讲究。这种在银器花纹处鎏金的作法，唐代以后十分盛行，金花银盘亦为唐代金银器中很有特色的主要品种。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製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线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製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汉代金银器工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获进一步的发展。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所制器物极为精緻、豪华，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单鎏银盒和湖南长沙五里牌和五一街东汉墓出土的银碗、银调羹等。除饮食具外，更多的是各种金银装饰品。1980年在江苏邗江甘泉山汉墓出土大批黄金首饰，其中的对金胜由两个相对的三角形和圆形组成，圆形凸起如球面，用绿松石掐丝镶嵌圆心，外有小金球组成一圈联珠纹，製作甚为精美。

有的金银器除镶嵌绿松石等材料外，还饰以人物、动物等，如1965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呈竹管状，表面有凸起的轮节，将车饰分为4段，用金银错装饰以狩猎为主题的花纹，并嵌有圆形和菱形的绿松石，其间饰有人物及象、青龙、鹿、熊、马、兔、狼、猴、羊、牛、猪、狐狸、獐、鹰、鹤、孔雀等动物形象，并穿插以菱形纹、波纹、锯齿纹，整个车饰，构图饱满，气魄宏大，风格瑰丽，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和卓越的技巧。

进入东汉以后，鲜卑、乌桓、柔然、敕勒等民族在草原上逐渐强盛，尤以鲜卑的金银器最具特徵，从时代上分为三个阶段。东汉时期以装饰品为大宗，以狼、野猪、鹿、驼、马、羊、神兽等动物造型为主。其表现形式，有以写实为基调的单体动物，也有将动物重叠、排列，图案规範整齐的同种动物的重複组合。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作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

至汉代，由于社会长期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拥有大量黄金，甚至铸造金饼、马蹄金投入流通领域；金制容器却极少见,或系由于这时鎏金的作法盛行,遂以鎏金铜器充代之故。中国自商周以来加工黄金所用的制箔、拔丝、铸造等技法，这时仍继续沿用。金箔除裁成条状用于缠裹刃器的环首等处外，还剪成花样以贴饰漆器。湖南长沙与广西合浦的西汉墓中,都发现过金平脱漆器,或从这类漆器上脱下的人物、禽兽形金箔片。金丝多用于编缀玉衣，在各地出玉衣的大墓中曾大量发现。至于铸造的金带钩、金印等物，在汉代更不乏其例。

就製作技术而论，汉代黄金细工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金粒焊缀工艺，这是将细如粟米的小金粒和金丝焊在金器表面构成纹饰。河北定县八角廊 40 号西汉墓出土的镶有琉璃面的马蹄金和麟趾金状金饰，在器壁上部焊有用小金粒组成的连珠纹带。江苏邗江甘泉 2号东汉墓出土的金胜上之重环纹是用细如苋子的小金粒焊成的。同出的一件龙形饰物，在豆粒大小的龙头上竟能以细小的金粒、金丝构成眼、鼻、牙、角、须等器官，特徵毕具，历历可辨。河北定县北陵头村43号东汉墓所出金龙头，不仅其金粒和金丝的组织更加精巧，连龙角上都缠以纤细的金丝，其上还镶嵌有绿松石和红宝石。乐浪古墓与新疆博格达沁古城址所出金质龙纹带扣，式样相仿，上面均有1条大龙和6条小龙出没于缭绕的云气之中。其构图之生动，工艺之精细，已臻汉代金银器之极诣。

此外，在邗江甘泉 2号东汉墓中还出土有空心金珠，是用两个较大的和12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面空心球体，再在各金圈相连线处，以 4 枚小金粒堆焊出 24个尖角。这类金珠在广州先烈路龙生岗 4013 号东汉墓也曾出土。它的形状和博茕相近，特别是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中出土的错银镂孔铜茕更与之肖似，也是空心的，其结构不排除有中国创造的成分。在西方如印度等地也出土有此类金珠，所以也有人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

中国银器的出现比金晚。到了汉代，银器的使用範围已较广，容器如银、银合、银盘、银碗等均曾发现。小件服御器如银带钩、银指环、银钏、银铺首、银车马具等，数量更多。其中造型最新颖的是上述齐王墓陪葬坑中出土的一件带盖的银豆，盖与腹均饰以花瓣形凸泡。同型之器在云南晋宁滇国墓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亦出。这种以凸泡组成的花纹在中国非常罕见，然而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金银器上却是常用的装饰手法。故上述数器或曾受到西方的影响。齐王墓陪葬坑中还出土了两件西汉银盘，器腹均饰以鎏金花纹。而金花银盘即所谓 “镂银盘” 在唐代曾成为金银器中最主要的品种。齐王墓陪葬坑之例说明，这种技法在汉代已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