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西方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胡克化学公司购买了这条运河，将其用于填埋化工垃圾。33年间，这家公司共填埋200多种化学废物，包括在美国明令禁止使用的杀虫剂、DDT杀虫剂、複合溶剂、电路板和重金属。这些废弃物中含有二口恶(造字)英、苯等82种致癌物质，总重量高达2.18万吨左右。

1953年，胡克化学公司在填满这条运河后平整土地，修成了辽阔的空地。胡克化学公司以1美元的价格将它卖给了尼加拉大瀑布教育董事会，并附上关于有毒物质的警告说明。这件事成为日后胡克化学公司规避污染责任的一个合理开脱的藉口。

当时，没有意识到胡克化学公司倾倒的化学物质的潜在危险的教育董事会于1954年在运河附近修建一座国小。20世纪50年代，房地产业在运河周围搞开发。1978年，这里大约有800套单亲家庭住房、240套低工薪族公寓以及在填埋场附近的第99街幼稚园和学校上学的400多名孩子。

离美国尼亚加拉瀑布不远的洛夫运河还有一个颇为好听的名字——爱之河。35年前，爱之河带给人们的不是爱，而是病痛与死亡。居住在这里的普通工薪族陷入劫难之中，运河里填埋的上万吨有毒垃圾肆意吞噬着他们的健康。

1978年，一场悲剧在被填埋的洛夫运河上上演。

当年，由于当地的地下水位上升，使填埋的化学品冲到污水管道里、大街上，甚至沖入居民家的地下室，沉澱在几乎每一栋房屋地下。

早在20世纪60年代，当地居民就发现这一区域的孕妇流产率较高，且幼儿易发皮疹。到70年代末，情况每况愈下。这里的居民不断发生各种怪病，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频频发生。

这时，当地一位名为吉布斯的母亲终于站出来发声，她怀疑自己5岁大的儿子一系列的病都与地下的化学废物有关。吉布斯的儿子麦可在第99街上幼稚园，患有肝病、癫痫、哮喘和免疫系统紊乱症。5年来，她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医院儿科病房度过的。她不明白为什幺儿子小小年纪竟会患上奇怪的病症。

直到1978年年初的一天，吉布斯偶然从报纸上得知，这片地区曾经是一个堆满化学废物的大垃圾场。她开始怀疑儿子的病是由这些化学废物导致的。

吉布斯找到了另外两位伙伴——家中孩子得了怪病的戴维太太和葛里奥太太，她们开始一家一户敲门走访，并且请求关闭第99街的幼稚园和学校。

经过走访，吉布斯等人意识到，整个社区的很多家庭都有类似的不幸遭遇，家庭成员中患癌症、流产、死胎、婴儿畸形、生育缺陷、泌尿系统疾病的比例很高。事实的揭露令小区居民震惊不已。人们感到彷徨失措、惊恐万状。他们走上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并作出合理解释，採取相应措施。

在居民的质问下，美国纽约州卫生部採取行动，着手进行环境检测。通过对239户家庭的空气进行检测，同时对最靠近运河的土壤进行检测，发现具有危险性的化学物质存在。1978年4月，当时的纽约卫生部部长罗伯特·万雷亲自前往视察，他亲眼见到以前埋在地下的金属容器已露出了地面，流出黏糊糊的液体，像是重油一样，又黑又稠。

1978年8月2日，纽约州卫生部发表声明，宣布拉夫运河处于紧急状态，命令关闭第99街的幼稚园和学校，建议孕妇和两岁以下的孩子撤离，并委任机构马上执行清理计画。

1978年10月，垃圾场开始清理。

一份由志愿科学家和居民开展的健康调查显示，在1974～1978年间，新出生的孩子中有56%患有生育缺陷，妇女流产率增加了300%，泌尿系统疾病也增加了300%。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纽约卫生部不能坐视不理。1979年2月8日，纽约卫生部发布第二道疏散命令，针对对象是孕妇和所有660户家庭中两岁以下的婴儿。与此同时，政府承诺为孕妇和两岁以下的婴儿撤离承担费用。

在公众巨大的压力下，居民们终于得到回应。时任总统卡特颁布紧急令，允许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为尼加拉瀑布区的拉夫运河小区660户家庭实行暂时性的搬迁。

1980年10月1日，卡特总统访问当地，并颁布了划时代的法令，创立“超级备用金”。这是有史以来联邦资金第一次被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

吉布斯在回忆斗争的过程时说：“掌握真相是困难的，因为当时企业比纳税人更有影响力和权利。这个现实让我们感到孤单……只有当你努力推动政府去行动，政府才会保护你远离污染。”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才通过《环境对策补偿责任法》。同时，胡克化学公司和纽约州政府被认定为加害方，共同赔偿受害居民经济损失和健康损失费总计30亿美元。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地区的隐患仍然存在。至今，仍有许多居民居住在洛夫运河区域。实施搬迁计画后，距洛夫运河最近的239户家庭的房子被拆除，运河的南部宣布不宜居住。但是，在1988年9月，运河北部的200户家庭却被宣布适合居住。甚至有媒体评论道：“把人们搬回洛夫运河的决定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主意，没有合理的科学数据证明其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地方仍处于污染状态。”

更危险的是，在居民居住区和“不宜居住区”之间唯一的隔离只是一条郊区街道。任何人都能毫无障碍地自由穿过这条街道，在废弃场地上走动。事实上，在废弃场地上，附近的孩子们经常骑着脚踏车玩耍，而数万吨有毒垃圾仍旧静静地躺在这块看似废弃的空地之下。

为了进一步争取保障和安全，吉布斯和伙伴们发起了“新草根”运动。在运动中，环境正义一词被反覆运用。人们更多地讨论“穷人的环境权”：虽然中低收入居民只能选择较为低廉的住房，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应该被剥夺安全健康的权利。根据1983年美国审计署的研究表明，废物处理设施大多集中在贫困的、有色人种集中的区域。在南方的一些州，黑人人口比例仅占20%，而有毒废料的填埋场却有3/4选在他们的社区附近。据着名环境工作者阿尔斯顿的说法：“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

“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当地的一家媒体这样写道，“穷人不成比例地受到环境污染影响，而富人们却从环境污染节省的开销中获利。”看似政府“一视同仁”地要求全民分担同样的环境治理费用，或者将环境治理费用“平等”地转移到消费品价格中;其实，这些费用对于贫穷家庭的影响，较其对富裕家庭的影响更大。这对于他们来说，则是第二重甚至第三重的不公平。

实际上，如果环境危机不能得到缓解，只能通过削减产能的方式降低污染，从而造成大批劳动者失业。这会使那些贫困家庭雪上加霜，从而造成更多的不公平。

这或许就是环境领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强者通吃”：强势群体占据着丰富的社会资源，有能力避开环境损害。也会利用其强势地位逃避清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责任，还会谋取更多的环境利益，从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因此，没有比环境立法更需要进行“倾斜保护”的立法。只有适当地加大社会富裕阶层的环保费用支出，才能真正做到实质公平，并且推动环境的改善。

“健康仍然处于危险中，我们需要不断强大新草根运动，保持彼此之间的互动、计画、谋略，勇往直前。因为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未出世的孩子前途吉凶未卜。”吉布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