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大量农民从农村闯入城镇，形成农民工大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子辈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如今的农民工主体。但游由于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影响，这些人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异常的 “边缘心理”， 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导致部分青年农民工扭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终走向犯罪。

边缘心理的主要表现有：感觉到不被生活所在地接纳，但也感觉自己无法融入到家乡的生活中。这些农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种地，也不想重複父辈打工挣钱的苦日子，我们想做城里人，但社会根本不能给我们和城里人相等的待遇，甚至很多时候都会遭受别人的白眼。这群生活在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不愿意回农村，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面临着城乡双重边缘化的状态。

存在决定意识，民工子女的“边缘心理”是由存在决定的。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父辈在城市中的境况，就不难想像民工子女的“心理”会在“边缘”还是“中心”。民工在城市干着最累最苦最髒的活，拿的却是最低的报酬。除此之外，对民工的身份歧视几乎无所不在，成为笼罩在民工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身份歧视，似乎并不触犯哪一条法律法规，但又在许多场合、许多时候，以面广量大的形式给民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精神伤害。父辈已被“边缘”了，子女的心理同样会被边缘化。

民工子女普遍的“被边缘”，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之间的有“鸿沟”，但不是民工子女挖出来的；他们失去了与本地孩子交流沟通的许多机会，城市子女和农村子女由于父辈的生活状态影响，子女生活自然就划出了无形的界限，他们之流情感的交流也被社会无形的阻力所阻挡。

中国社科院学者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过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选择题：“你是哪里人？答案设定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然而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不少孩子捨弃了设定的两个答案，而是在旁边画了一槓另写道：中国人。这个回答看似令人意外，其实却并无意外可言。假如他们回答自已是北京人，然而他们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告诉他们北京显然并没有接纳他们，并没有让他们像北京的孩子一样融入北京；回答自已是老家人，然而或许他们已是生在北京更是长在北京的，老家在他们脑子里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是那幺遥远陌生，他们已难以回归农村社会。既不是北京人，又不是老家人，因此民工第二代便成了“中国人”。显然，北京这些民工子女的心理也是“边缘”的。

边缘心理形成的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会令他们感到不安，心灵走向扭曲。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也缺乏务实观念，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就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又不愿意扮演‘边缘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但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走上犯罪道路。

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为例，在2008年下半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与上半年相比，有明显上升趋势。其中，採取抢劫、抢夺的直接犯罪比例超过了过去比较突出的盗窃犯罪。
2008年5月，同出生于1991年的河南籍小伙沈文和武昆，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找不到工作，导致心理失衡，对社会产生严重不满的情绪，为发泄情绪将一美容店老闆娘杀害。
2008年6月，20岁的小王沉迷赌博欠债不少，为了还赌债，他和章某策划自己被绑架，要求自己的父亲将5万现金打入指定银行。

城市农民工已经遭遇到了种种权益的损失，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农民工是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就业制度的阻碍和排斥导致了农民工职业的边缘和低下，加大了他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并引发农民工在生存保障上遭遇多重困难和障碍，他们中的多数以维持较低的生活标準和维护基本的生存环境为首要的保障需求，这一需求显然与普通市民的生活保障要求不在一个层次，而在医疗、教育、住房、收入方面寻求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则是一种奢谈。如此，导致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普遍的边缘心理。

农民工“第二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学校和亲职教育的缺失，疏于管理的他们成为犯罪的危险群体，农民工“第二代”同样具有明显的“边缘心理”，在现实生活中，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排斥与歧视。农民工“第二代”在城市中的失范行为、与城市居民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农民工的犯罪现象，日益成为牵涉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更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焦点问题。

体制隔离造成的边缘化地位导致农民工“第二代”身份认同的混乱。农民工“第二代”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造成了他们的生活地缘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路边界的背离，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农民工“第二代”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

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农民工“第二代”既无已经内化的符合城市社区行为规範的内在信条，又无城市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和组织，现有的城市管理政策亦未将他们纳入其中，造成了社会对他们在城市中的权力、责任和预期的混乱和含糊，不断地使这一群体对城市产生对立的情绪。

有研究者发现，流动人口犯罪的可能性与他的社会流动性有关，流动性越高，所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发生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随着农民工“第二代”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不断发展，由于他们在观念、价值观等文化特徵方面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异，因而在城市中受到歧视，这也是引起农民工“第二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对抗性情绪，增加两大群体之间发生冲突和磨擦的可能性的重要原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犯罪是社会管理的成本，社会管理不善，成本就得增高。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超过1亿人。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政府需要严肃考量，採取应变措施，社会也需要拿出关爱之心，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阳光与温暖。农民工问题事关社会稳定，事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发展，因此农民工的边缘心理问题也需关注。

有关专家指出，在中国小就读的民工子女正处在学知识、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对民工子女保护和教育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使他们从小感觉不公平、“低人一等”，从而留下心理阴影。因此，各学校新学期开学后，学校和有关部门要积极为民工子女创造条件，引导他们学会与当地孩子交流，帮助他们逐步融入“第二故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