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新全球主义下一个完整、公允的定义其实很难，就像它的来源---全球化，至今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笼统地说，新全球主义是一个理想主义化的、更具战略性的、面向未来的全球化。具体地说，新全球主义就是用新概念、新标準、新秩序来约束和完善现有的全球化，从而实现一个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全新的全球化。

为什幺要有新全球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或者乾脆停留于现有的全球化？ 那就要看看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什幺。无论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化过程里，以往的经验都具有启发性。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而以下四个全球化特徵正对应着这四个问题。

1、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去奢谈国际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

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

3、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徵。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带来了“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在以往的全球化里，获胜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是什幺刺激出这种新“西欧民族主义”？美国、日本、西欧……哪一个还在谈论国际主义？当人们已经把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谁还能说全球化消灭国家疆界呢？曾几何时，为普世欢乐而设立的奥林匹克和世界盃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场，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的资本。

当然如果因为存在诸多问题就妄下结论说要停止全球化这也是不可能的，历史不可能倒退，全球化不仅加强了世界各地的相互往来和互相理解，同时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消除了各地区之间因为时间或空间而造成的误解和敌视，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太空船”上，并且只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所以说，新全球主义的诞生是必然的，它是维持我们可以继续前进，而又不会步入歧途唯一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具备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全新概念。

虽然我们嘴上总在说全球社会，但我们的制度和行为往往与这些潮流背道而驰。我们面临的新现实（複杂、相互关联并且节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意味着全球合作和全球性解决方案的必要性空前突出。那幺，面向21世纪，什幺样的标準能支撑起这样一个全球性系统呢？

首先，这样的系统必须促进合作。它事关我们所有人。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不能各自为政。全球性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而结合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应对（如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关係）能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它们将民间的激情、追求和各种组织与企业的资源和经验汇聚到一起。

其次，一个全球性的系统还必须以系统性、综合性的方式应对挑战。全球化议程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目前的系统过于部门化：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管贸易，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管卫生，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则管金融。我们还必须建立必要的相互联繫性，以保证连贯性。例如，我们如何在20国集团（G-20）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之间取得最佳平衡？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动员非政府活动者？我们需要灵活的网路，它们需要更多的异质结构、更少的等级结构。

第三，这个系统应该是战略性的，而不是由危机驱动的。我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没有用在主动措施上，而是耗费在了反应性的应对措施上。总是围绕危机管理做文章，而不考虑未来，结果会导致防守性的态度。我们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不是捍卫过时的模式。

第四，一个全球系统必须始终展现合理性。如今，这已经超越了基于民主原则的授命；它包括清晰的目标和具体的结果。我们无疑存在承诺与行动不一致的问题。而且，由于所承诺的行动并未得到履行，我们在政府、国际组织和企业层面都存在“信任赤字”问题。

最后，我们的全球治理系统必须认可全球公民的理念。在一个互联的世界，对于那些寻找应对真正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的国家而言，这符合它们的利益。如今，我们不仅需要一个人权宪章，更需要扩展这个概念，涵盖责任问题。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我们要依赖制度和程式的运行来管理我们的全球社区。将这五大标準整合到我们的全球系统中是一大考验，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只能继续採用局部疗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有效应对从根本上需要全盘掌握的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