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西方学术、制度的研究、吸纳向来有重欧陆轻英美的倾向。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由主义”问题的重新关注，相关的政治哲学探讨则出现了相反的态势：对英美政治传统的认真挖掘以及对欧陆政治传统的相应批评。然而，我国西学研究的另一种不良倾向也许仍未引起足够注意：即更为注重近、现代，对古代及中世纪大都仅有一些浮泛的了解。这种倾向为目前的政治哲学探讨预先设定了一些盲区。因为无论英美背景抑或欧陆传统，都分享着文艺复兴以来（即德语所谓Neuzeit——新时代）的若干基本前设。如果对这些前设没有足够的注意与充分的反省，如果不能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本源中把握政治学基本问题，那幺政治哲学的许多争辩始终只能在近代框架下的这些二元对立中打转：例如社会/国家、自然/契约、自由/专制、个体/集体、权利/义务、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洪涛的《逻各斯与空间》也许能够弥补这一缺憾。

这部着作旨在考察从氏族时期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政治思想的演变。全书分五大部分：一、前城邦时期希腊政治传统；二、城邦制度的建立与早期智者的出现；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与智者学派的政治思想；四、希腊政治哲学的顶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五、亚里士多德：希腊政治哲学的终结。

对于近代政治哲学来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关係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对此，此书的立论相当鲜明。作者一方面努力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从近现代的“极权主义”、“反乌托邦”等误解下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在公允地指出亚里士多德在“理想主义”、“经验主义”之间的摇摆及其根源的同时，特别批评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智术之师”倾向。作者在这里隐涵了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深深关切，因为正如此着所说，以“经验主义”、“常识感”、“目的——手段模式”等为特徵的近代化运动实际上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

在目前国内的政治理论语境下，作者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势必引起争议。在逻辑地位上，这些部分（作为结论）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但从本书的线索看，作者先前的论述似乎更为丰满、精采。尤其是对前城邦时期希腊政治传统的钩沉，甚见功力。实际上，这一部分既是作者立论的主要根据所在（例如对“逻各斯”与“本源空间”的领会式考证），更表述了作者考察政治——哲学乃至政治生活本身的全部视域。所谓知本末源流、所谓在人类整个精神史（而非仅在近代西方精神史）的视野中理解城邦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这些都要求对出现文字史料之前的那个“本源”有所体会、印证。获得这种体证的方法实质上只能是释义学的（书中按外延称之为“神话的”与“哲学的”）而非实证的（书中称为“考古的”）。书中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固然值得研究、争议，但得到这些结论的方法似乎更堪玩味、揣摩。

至于该书的瑕疵，撇开立论本身的可争议之处不谈，在论述上，有些极重要的环节似可更充实一些（这里倒不妨暂时撇开材料，多做一点抽象理智的概念游戏）。例如，人在其中共有神的那个本源空间是如何“闭合”的；“有神”与“共同”如何分离、“有神”但不“共同”的海德格尔式世界与“共同”但“无神”的阿伦特式领域如何分离——这个问题影响至深至远，尤须线索突出、浓墨重彩。另外，书中不时敲打近代自由主义与中国古代政治，其理论勇气固然可嘉，但与其旁敲侧击，似乎不如专辟数节附录，正面展开比较和论述。

洪涛，1968年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係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着有：《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本原与事变——政治哲学十篇》、《心术与治道》;主编有：《历史与理性》、《西方政治学说史》(合)、《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合);译有：柏拉图《政治家》、卢梭《论语言的起源》、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鲍曼《寻找政治》等。现兼《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誌外审专家，《开放时代》等辑刊的学术委员或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