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宝林，男，旅美作家。湖北沙洋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英文写作艺术硕士，20世纪80年代初“学院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之一；90年代成为新生代散文代表作家之一。1998年，他以“杰出人才”身份移民美国。着有《大地的酒浆——程宝林美文选》《父母的歌谣——程宝林乡情散文选》《临街的窗户——程宝林诗选》、散文集《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思想随笔集《洗白》、英文诗集LI PO'S ClOTH SHOES等22部。

第一辑学子情
我的歇张国小
笔缘
乡村“塾师”列传
老师
同学
我心悲凉
怕见家信
看电影《留守孩子》
星条旗下《毕业歌》
少年今日初长成
端午一哭
第二辑骨肉情
灶火，
秋天的絮语
善良
父亲
终身大事
母亲二题
堂叔
堂姑
堂妹
小金
归葬
第三辑故土情
水稻
旧宅纪兴
屋前宅后
祖坟
祖屋
天井的记忆
一树红霞曾照我
故土苍茫
民如鸟兽
来家吃饭
回家吃饭
民间饮食
荆门乡村的美食
江汉小镇青未了
沙洋：地图上有图钉的地方

《少年今日初长成》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我终将为他们作传
1
1980年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4届。这3天，决定我这辈子，将永远离开歇张村。我拿着大队开具的介绍信，到公社所在地烟垢粮管所，办理了粮食户口迁出手续。这就意味着，我跳出了“农门”，即将成为吃“商品粮”的人。
“狗日的吃商品粮的！。”
记得在村里的稻田里，在烈日下戴着斗笠劳动时，村道上过来一个骑着飞鸽车、穿着“的确良”、戴着上海表、脚登黑皮鞋的干部模样的人时，田里的妇女们，就会抬起斗笠下汗水湿透的脸，无限羡慕地望着那个人，渐渐驶近、又渐渐走远。如果那个骑车者，不识相地、夸耀地故意将脚踏车的铃铛摇响，他就会得到这样的一句咒骂。
在村子的东边斜坡上，有几间当地唯一的砖瓦房，带有一个颇为宽敞的院子，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单位，全称应该是“漳河水库管理局大碑湾三乾渠管理处歇张管理段”，简称“管理段”，但在村民们口中，却成了“管你蛋”。因为在湖北乡间口音中，“段”(duan)和“蛋”(dan)同音。在我童年发生的事件中，包括这样一件：某个夏天的傍晚，5里路外的吴集放电影，我们一群孩子在去看电影的路上，管理段的段长李胖子，骑着一辆脚踏车，神气地从后面追了上来，地点正好是一座已经乾涸的堰塘。那是大旱之年的1972年，我读国小2年级。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拥而上，有的拉脚踏车的后架，有的乾脆朝上面跳。车头东扭西歪，终于，李胖子连人带车，跌进了泥塘里。
而最要命的是，在李胖子跌人泥塘之前，最后一个抓住他脚踏车的人，就是我。他咒骂着爬起来，将脚踏车拽上堰堤时，其他的孩子早就一鬨而散，跑得远远的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傻傻地愣着，等待他扬起满是污泥的大手，给我一巴掌。这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背上，并不很疼，却将后背糊上了一大块污泥。李胖子掉转车头，在月光下，朝他的小小王国——那几间砖瓦屋骑去，来时的白色身影，此刻变成了黑色。
管理段的段长，自李胖子开始，后来换了好几茬。李胖子是吃“商品粮”的，每月的一伙食，来自一个神圣的、神奇的粮本。凭着那个本子，他每月骑脚踏车，或是差手下人，到几里路外的粮站，称来几十斤大米。后来的段长，却得自己每个月从家里用脚踏车将大米驮来。村民们就说：“这个段长是‘款’米袋子的。”“款”是当地土话，动词，“背”的意思。很多年之后，我的父亲，也曾到这个管理段当过帮工，负责巡视渠道，并在菜地里乾点杂活，每月“薪水”80元。在一次中暑昏倒后，我坚决逼迫父亲，辞去了这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当年的李胖子，如今尚在人世否？他给我的一巴掌，恰到好处地教训了我的恶作剧。记得他从泥塘里爬上来，见到是我时，气呼呼地骂道：“好小子，妄图谋害革命干部！”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糟糕的家庭成分。胖子通常善良，他并无意于真正害我。他的话，只是那个荒诞扭曲时代的流行语，一种类似于今日的时髦而已。果然，第二天，老师也只是在班上严肃地点名批评了我，却并没有将它上纲上线到“谋害革命干部”这样的严重程度。
2
将中国人划分成吃“商品粮”和不吃“商品粮”的两类。种粮食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人多理应势众，却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低人几等的地位。这是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中国农村生活最深刻，也最难忘的体验。在旧中国，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道路，有许多条。比如，到城里的商铺当学徒，进工厂当徒工，慢慢熬成老闆或师傅，在城里安家立业。1949年之后，尤其是公社化的1958年之后，这条路被彻底堵死。一个农家女孩，无论如何聪明，貌如天仙，也没有一个城里人肯将她娶回。因为，她在城市里没有，也不能获得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人。在那个近乎赤贫的时代，一般的工薪家庭，绝对养不起一个吃白饭的人。她只能留在农村，白汗黑流。更要命的是，人民政府将所生子女的身份，跟母亲一方挂鈎，也就是说，新生儿出生后，是吃“商品粮”，还是“‘款’米袋子”，视乎母亲的身份而定。母亲是农民，子女就是农民，哪怕父亲是城里的干部。
这样的歧视，不胜枚举，几十年不废。
1975年夏天，公社组织了现场批判会。我家附近的小庙大队，一位大号熊传飞的回乡知青，在田边地角的小块荒地上，种上了自己的庄稼：水稻或小麦。当时的口号是：“斗笠大、扁担长，块块种上革命粮。”熊的罪状是：种下这些粮食，落入自己口袋。结果，数以万计的公社社员，以及全公社十几所中国小的全体学生，分期分批来这个村里，观看“资本主义复辟”的活样板。我国小班上的女同学彭金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将瞎眼爷爷种在路边荒地上的菸叶，扯得乾乾净净，换来了一张大红的喜报：《斗私批修扯菸叶》。我在自己菜地旁，挖了一块大约两平方米的荒地，作为我的“小菜园”，种了几棵菜瓜和西红柿，也被举报到学校，遭到老师的批评。班主任还亲自到我家的菜地踏勘，看那两平方米的“小菜园”是否确实属于非法开荒，是“资本主义尾巴”。“举报”我的，可能是村里最喜欢到我这里借书但后来打过架的一位伙伴；我一报还一报，“举报”他在自己院子里种西红柿，结果被班主任当堂驳回。热爱大自然，热爱植物与种植的童心童趣，就这样被荒唐而严酷的政治践踏，而“举报”之毒，这样早，就普遍植入了无知少年的心灵深处。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夫妻互相“举报”，父子彼此“揭发”，反伦常被歌颂为“立场鲜明”，反人道被标榜为“斗志坚强”，这样的悲剧可以说无处不有，其来有自。
从1958年的不準搭火车外出逃荒，到1975年不準在荒地上私种庄稼，“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一脉相承的，是对人民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的轻贱和漠视。
前些天，给我家乡的少年伙伴打电话。他时常关注我的部落格，对我批判那个时代及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文章，既不以为然，也隐隐担心。他说：“你那样评论，是不对的。哪个国家没有经历曲折呢？就像我们自己，哪个人的路走得很顺？” 在越洋电话中，我无言以对。这是我小时候常常睡一个被窝的伙伴，在村里门与门相对。因为阅历、视野与审视的角度不同，他将那些年的那些事，看作是“无心之过”，而我，觉得是“制度之恶”。如果执政者，不牢记“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古训，隔三年五年，就来一番“一刀切”、“全国一盘棋”、“一风吹”之类的折腾，那样的荒诞、荒唐、悲惨，还会重演。近年来，“半夜偷加印花税”、“人民币一夜‘勃起’”之类的事情，不是一再发生，跌破了国人与世界的眼镜吗？
3
当我第一次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位读者对我的评论，称我为“农民作家”时，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带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更多的还是自豪。毕竟，从1991年，写下第一篇关注“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散文《水稻》以来，我这一题材的散文作品，已经多达近百篇，许多都被收入全国性选集中。2004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更获得中美两国约60家报刊载文评论，併入选“网路信息杯上海市民最喜爱的20本书书目”。我从网路检索得知，郑州市第11中学，更将该书列为当年高中生10大课外必读书。在网友的部落格中，提及、摘录这本书的文章，据我偶尔检索，竟然有50多篇。这令我甚感欣慰。
我笑的原因，还在于我，不仅远离了农村，甚至远离了中国。如今，我在被称为“人间天堂”的美国夏威夷任教，靠汉语，更靠英语，挣一碗洋饭吃。然而，在村民大多搬离那个村子，村庄一天比一天破败冷清的情形下，我于2007年年底，以我微薄的财力，资助父母了却了多年的心愿，将几间早已废弃、东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成了三间瓦房。父母故土难离，田园难捨，又从100多里外的城里，搬回村中，成了村里唯一没有责任田的“编外”村民。
我的内心，既略感安慰，也甚觉凄凉。那三间瓦房，耗资不过两万元人民币，竟然成了村里近十多年来唯一修起的新房子，而且，千真万确，成了村里最“漂亮”、最“气派”的房子，与周围老旧、衰败，毫无生气的土屋，形成了刺眼的对照。
越来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只剩下断墙残壁。连以前热闹喧譁、孩子们打来打去的“大街”上，母亲也种上了蔬菜。南宋词人曾有“故宫离黍”的悲叹。昔日的宫殿，如今长满了“黍”这种古老的庄稼，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感，令人悲不自禁。我祖屋前的街道上，母亲种植的这一片蔬菜，其“农村凋敝”的象徵意义，实在不必明言了。令我困惑与深思的，却是这样一个命题：为什幺中国的城市日新月异，现代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农村却人去村空、房倒屋塌，只剩下老弱病残，独守着孙儿孙女？中国经济三十年奇蹟般增长，为什幺没有惠及我老家，那个江汉平原边缘，东距沙洋县城不过30分钟车程、北距荆门市不过一小时车程、到处是肥沃黑土、亩产稻米千斤的村庄？
4
我记忆里的村庄，有40多户人家，近200口人。村子位于一处高岗上，村北曾有一座古庙，称为“歇张庙”，据说道教祖师张天师，曾在此留驻，稍事休息，因而得名。庙中佛殿，想必是用铁所铸(距离我家数百里的武当山顶峰的佛殿，就是铁铸)，所以，也被称为“铁庙子”。庙在村北半里许的一处高岗上，是全村的制高点，风水应该很好，周围一圈，挖有深深的壕沟。那里曾被开闢成生产队的禾场，修有一间土屋，当作仓库。我曾在那里，将晒乾的稻穀扛进仓库里。后来，禾场被废，成为麦地，土地深处，时常还有残存的瓦片被耕出来，令人回想清末民初，寺庙里香客如云、香火鼎盛的情景。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偶尔会在一张白纸上，试图将我小时候村庄的格局，完整地画出来。我的努力总归于失败，因为我并无任何绘画才能。那一间间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画在纸上的，却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有时候我想，要是当年有照相机，能为我的村庄，留下一些照片，该有多好。
在我六七岁之前，我家的房子，并非我们家独居，而是和后来担任过多年大队长的范维志家合住，隔着天井，他们家住一侧，我们家住另一侧。这一点，怕是我的弟弟妹妹们，都未必知道。他们家后来搬出去，在村子南街的那棵大树下，另建新屋，这座土屋才归我们独居。当时两家是如何协商的、有哪些补偿条件，我至今对此一无所知。好在父母健在，我可以了解清楚。
我家隔壁，就是全大队的最高领导、村支书程应海家。他家晚饭吃得最晚，“夜深犹唤儿吃饭”，那个细节已被我写进散文《回家吃饭》中。而《回家吃饭》中写及的那个当镇长的本家兄弟，又成了散文《探监记》中的主角。所谓世事如云，命运弄人，大概就是如此吧？程书记的隔壁，是队长曾祥生家。这个当权时兇巴巴的精瘦老头子，我对他颇有好感，因为他曾几次弄电影到村里，在大白天将仓库关起门来当电影院，使四邻八村对我们村羡慕得要死。他还曾请了一个河南的梆子戏班，在村里连唱三天大戏，轰动四乡，出够了风头。我尤其记得，他将一个河南讨饭的老头，收留下来，安顿在村外的养猪场居住，提供口粮，让这个异乡人，在我们村过了好几年安生日子，直到他的家人找来，将他接回河南。老人离开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送了些大米。这个讨饭的异乡人和他的儿子是背着满满两大袋大米离开村子的。有一年，我回家探亲，他光着上身，走到我家门前。我敬了一根烟给他，他感伤地说：“宝林，你下次回来，怕是见不到我这个老头子了！”与我非亲非故，当权时曾多次欺负我家成分不好的这位前队长，对我说出的这句感叹，令我感动和感伤。他的善，出自本性；他的“恶”，归于时代。
曾祥生家的隔壁，就是刘汝谦家了。一个农民，竟然有如此儒雅的名字，这是我儿时常常思索的问题。他会所有的农活，但他却能在墙上用石灰水刷白一块地方，将那里变成语录栏，写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之类的语录。刘汝谦是个任何时候都笑哈哈的农民，他脑子运转得越快，眼睛眨动的频率就越快。他原本是正牌的武汉师範学院的大学生，武汉某中学的语文老师，莫名其妙，没有任何档案和手续，他就当了右派，先是送去伐木，后来被赶出武汉，回乡来当了农民。有好几年，他在队里的窑上烧瓦，将黄泥做成“瓦圈”，晒到半乾后，—拍成四瓦，手艺属一流。他后来成为我的地理老师，我高考的地理成绩是81分，这其中就有他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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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家家地想下去，我有了一个坚定的念头：为什幺我不能为这个村庄写一本《村庄史》？在这本只涉及一个中国小村的“断代史”中，我要发扬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让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传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这些如蝼如蚁的生命，曾经承载了中国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留给他们的是两代人的赤贫，是如今的断墙残壁、冷清无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亲种下的蔬菜。
有许多史实，需要核定。比如，1974年2月的那场大火，烧毁了半个村庄，成为我们村子的一大劫难，它究竟是怎样引起的？比如，1975年，大队的民兵，用绳子牵着我家对面的曾姓富农的老婆，游街示众，甚至到国小里敲锣，在全校师生，包括其子女前面，自我辱骂。她的胸前，吊着一双破鞋和一把稻穀。她真的偷过队里的稻穀吗？游街示众的决定是谁作出的？
宋代儒者张载着名的“横渠四句”是这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时易，境迁，这些我都难以企及。只有“为生民立命”这句，也许勉强可以做一点尝试。“生民”这个词太大了，我所能替他们说几句话的，只有那些村民。
比如，写这样的一部《村庄史》。
这部书，我目前还没有写出来，但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梦，一个承诺，一份责任。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