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入山西省立第四师範附小读书（1917年学校易名为山西省立第三师範附属国小）。

1919年，投身山西大同声援“五四”爱国运动，被史学界誉为“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马仲”。

1920年，以优异的学绩进入山西省立第三师範就读，次

年即与同学邓慕汤（邓绍，河北蔚县人）、刘子威（刘钺，山西右玉人），三个人一道被省立三师列为高材生。

1921年，任山西省立第三师範学生自治会会长并被推举为大同县学生会主席。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主持大同学生会期间，马仲协助老校友杜懿斋先生及第六班已毕业的部分同学于建校八周年之际，共同完成三师附小算术丛书《算术难题分类讲义》（上中下册）的製版、校对、编印等一系列工作。因而，学校奖励他《龙藏寺碑》、《黄敬兴太史读书乐》、《王右军草决歌》、《雪鸿轩尺牍》、《唐诗》等名家书帖以之鼓励。

1925年5月底，“五卅惨案”发生的信息传到大同后，被大同各界一致推举为‘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总会主席，负责综理全面工作。’“会议同时选出声援活动领导机构，其组织成员如下：

总会主席：马仲（省立第三师範学生自治会会长）

总会副主席：王振翼（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

王梦樵（省立第三中学学生会主席）

张树珊（京绥铁路车务同人会大同分会长）

王振节（女，省立第五女子师範学生会主席、王振翼胞妹）

下设有六个办事机构（五人为一组）：

运动组组长杨永颐

宣传演讲组组长高应兰（高应岚）

对外联络组组长马仲（兼）

募捐活动组组长郑足

后勤服务组组长尹裕仁（三师校长，兼）

学生纠察队队长杨德魁（杨秀峰、杨松青）”

（以上据《杨松青传》中国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9页）

马仲在1930年6月1日（农曆五月初五端阳节）的日记中深有感触地回顾了当时的情景：“由昨天的预告才知道今天是废历的五月初五端阳节，因而想起了凉糕的凉，粽子的甜，以至于麻团愈嚼愈有味了。说起来真的寒酸，其实不知怎地这几样节品在我是好久没有口福享受的了。民国十四年的今天，正是哀声遍野呼叫连天的五卅惨案，我中华民众们轰轰烈烈举行着爱国运动呢！那时我刚二十岁，在三师校里四年级读书。当时在这个怒潮中，故乡的农、工、商、学、兵组织了一个‘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我以小有聪明及好动故，被选为总会主席。除综理一切会内事务外，还要接见各地来同的宣传委员和代表，早六点钟起，夜十二点钟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顾不了其余的事，最可笑的连自己吃饭都弄的忘掉了。所以这一年的端午是马马虎虎的过去了，心中就没有觉晓有这幺一个节令。”（马仲《劣痕》卷十三79页）大同地区的援沪运动，声势之浩大、影响之广泛，参加人数之众、持续时间之久是大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1925年底，马仲被地下党派到了绥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萨拉齐县城北15里之水涧沟门村后湾学校任校长，以教员身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后马仲奉地下党指示先后奔赴萨县、北平、太原、张垣、临河、五原、包头、丰镇等地做兵运和学运工作。其间，他把握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唤醒爱国将士和热血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曾多次参与组织革命暴动。

1930年正月十五日经地下党的安排，马仲转赴北平活动。1931年4月转入山西军官教导团。是年夏，继平定兵变组成红24军的先例，中央又着手酝酿由山西军官教导团的同志为内应，拟定在同年9月下旬举行教导团革命暴动。如大功告成，则组建红25军。正当马仲和同志们积极布置加紧进行準备工作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导致兵变计画随着省特委负责人丁楚源的被捕而告吹。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成立了抗日义勇军训练所，设在上马街农校。马仲等一批成绩优秀的军官被选派到该所临时担任军事及政治教官。主要讲授地形、射击、典範令及马术等军事常识和时事政治，鼓励学员投笔从戎参加反帝救国行动。参训学员多为太原各大中专院校和中学生约1000余人，时间为3个月。后来，这些学员中有许多人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后参加了由我党在山西组织的牺盟会和新军“抗日决死队”及“工卫旅”。1933年1月，马仲被委任七十师军官学术研究班庶务副官。4月委中校参谋，6月赴五原、临河调查军风纪。9月23日因在爱国兵士中鼓动譁变，编写并散发《七十师之‘三爷主义’》一文在军中中下级官兵中传播，遭到了王靖国等人的忌恨，被削职驱逐。

1933年下半年，受党委派多次搭乘22次列车往北平、张垣等地活动，住在张垣同新客栈与那里的同志们秘密取得联繫，期间，曾委派马怀蔺等赴绥远包头大仙庙粱31号探视孙殿英部动向，意欲联络孙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兵士策反孙军。1934年2月因晋绥军独立第三旅丰玉玺联合马鸿逵、马步芳各部会剿孙军，孙军战败退至宁夏后被各部缴械，计画随之取消。（马仲《梦呓》之47）

“吃苦耐劳是行为的标準；节俭是度日的标準；手不停地写、脑不停地思是读书之标準。”（马仲《劣痕》卷十四首页）这是马仲生前一贯自律，自强的準则和座右铭。他在自己全部的革命活动中始终不渝地遵循着这样的信条。用自己满腔热血印证了钢铁誓言，实现了“为人民、国家、社会，就是牺牲了个人，能予社会有万分之一的利益也不枉此一生”的豪言壮语。（马仲《劣痕》卷十四首页）

1934年3月到1935年他再度迁往绥远，在丰镇县立第三国小当教员。与同校教员共产党员许卓吾，任瑞庵（时许、任二人已先期到此）等人秘密和丰镇旅平同学会取得联繫，为他们传递资料、互通信息、并领导同学会中的返丰人员和在丰机构闹学潮。直到第二年秋天，出版油印宣传品的事被当局获知受到张榜通缉，只好速速离绥。是年冬，他几经辗转南下重返太原，出任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站站长。

1936年9月中旬，马仲参加了在太原海子边举行的牺盟会成立大会，成为一名党领导下的牺盟战士。期间根据牺盟总会布置，马仲深入忻州等地的县、乡、工厂、学校，并在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沿线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马仲（当时化名赵振江）奉命参与组建山西新军工卫旅，并出任工卫旅供给部主任。随军征战于文水、交城、五寨、汾水山区。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马仲（当时化名赵革非）随军转至兴县，与续範亭、罗贵波、贺龙、赵林、汤平等同志一道筹建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边区行署），并担任行署的总会计师。

1940年初，晋绥行署分管财经工作的领导同志听取和採纳了财政处黎化南、马仲（赵革非）、左奇等同志的合理建议，于1940年5月10日成立了以革命老人刘少白为行长的边区总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并发行新币，根据地人民称西北农币。参加总银行成立大会到会的人员有:12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甘泗淇主任，十八集团军南汉宸，晋西区党委林枫、张稼夫，新军罗贵波政委，行署续範亭、牛荫冠正副主任、财政处长汤平和总会计师马仲（赵革非），延安《新中华报》郁文，以及塔斯社记者莫德文等。会后刘少白行长直接向行署续主任请示邀马仲先来总行给帮帮忙指导指导，等工作理顺以后就回行署。续主任将刘行长之意转告马仲，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行署机关随即委以兼任西北农民银行会计职务。

1941年初，边区政府为迅速扭转财政管理人才紧张，一人身兼数职的局面，儘快培养财政会计人才，特举办了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行署主任续範亭直接领导的财政干部快训班，抽调了各部门精兵强将，初等以上学历的干部为学员，由精通业务的马仲和贾焕庭（解放后任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院长）二人兼任教员，

不久，由边区行政公署直接领导的党培养领导干部的基地，边区最高学府抗战建国学院（后称晋西师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创建，开始校址设在兴县杨家坡，在日军扫蕩与空袭的艰难岁月里曾多次辗转于兴县姚家会，陕西省神木县裴家川等地。为了高速度、高质量培养党的干部人才，边区领导首长慧眼识人，特指定马仲和杜心源，杜若牧、刘波、马行健等人负责兼任这所干部摇蓝的干部班、师範班的各科目教员，马仲任数学系教研组长。

在边区根据地，马仲积极发挥自己的文化特长，做到学以致用。这一时期是马仲工作最繁忙的日子。儘管那时他身兼数职，工作忙碌而紧张，高度近视又给他的工作和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但他从不叫苦叫累一心扑在事业上。还要抽时给行署各类机关报刊準备一些稿子。他对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作风，为革命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深为许多战友和同志们所钦佩。“赵老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经常与我们学生一起谈心，向我们了解家庭情况，说说笑笑，学员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一年冬季，赵老师见我冻得直流鼻涕，就把他自己的棉帽给我戴在头上，并拍着我的肩膀问我是哪儿的人，今年多大了，当我回答是右玉县人，年18岁时，他又接着问离家几年了，想家吗？家里还有些什幺人？并一再嘱咐我，现在条件这样艰难，可一定要珍惜学习的机会啊！以后我回到家乡搞地下工作，还时时想着他的样子，全国解放后，我在右玉县委工作时，有一次利用到大同开会的机会寻访过赵老师，结果没找到。”（1987年6月9日在大同安东营干休所访问雁北师院离休老干部解枫玺回忆）

1944年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马仲奉调边区公安总局搞秘密工作，旋调中央分局城市工作部。1945年夏，抗日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为了夺取抗日战场的绝对主动权，捍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委派大同籍的边区高级干部马仲，以化名马革非、赵革非、赵克非、马克非、马克、马俊，党内关係转为单线联繫，配用“晋绥军区回民司令部”印章番号，带领部分同志深入雁门地区、绥蒙地区，代表分局城工部和边区公安总局指导雁门、绥蒙及大同地区的城市工作，兼做国民党高层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策反工作，配合我晋绥部队收复绥远、解放大同。同年10月，马仲亲往左云城向分局有关领导和军区首长贺龙、张宗逊（上将，曾任总后勤部部长）等详细汇报了大同的情况，并对大同的对敌斗争形势做了细緻的分析和评估。10月中旬，在左云召开的收复归绥、解放大同动员大会上，马仲在发言中进一步向与会指战员介绍了大同方面的具体情况。此后他按照上级部署与绥蒙区党委、城工部、公安局及五地委、城工部的有关同志裴周玉（解放军装甲兵原政委）、高克林（最高人民检察署原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李登嬴（中共甘肃省委原书记、甘肃省人大主任、省长）、白奇、王雁鸣、康庄等密切配合，开展对敌斗争。并先后派出我地下工作干部马启禹、贺三连（山西朔州人，1 947年牺牲）、贺连龙（山西朔州人）、许剑宝（长期潜伏大同青龙阁前街5号张根成院，解放后曾任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公安处长，离休前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分化敌军、侦察敌情，为晋绥、晋察冀野战部队联合发起晋北战役，攻克大同创造条件、扫除障碍。其间，马仲在绥蒙及大同周边区域活动的近700个日日夜夜里，怀着对家乡的挚爱，充分利用人熟、地熟、关係多的优势，辗转奔波于白马城、龙探头、高山、鹅毛口、常流水、黑流水、盘道、上下窝寨、马家会、丰镇、左云、右玉、怀仁、宁武、朔县、井坪、窝窝会等方圆数百里地区，及时收集敌特部署和相关情报呈报分局机关。无论走到哪里都和那里的人民民众打成一片，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和便利。据马仲当年住过的大同安家小村房东老乡银梁子后来回忆：“老马和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他最喜欢吃我们做的莜麵窝窝。”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原政委裴周玉同志在1984年2月27日的来信中说“马革非是咱们绥蒙革命大家庭中熟悉的一员……”当年，马仲虽在大同外围活动，离城内自己的家近在咫尺，为了自己从事的神圣事业，为了严守党的机密，他一次也没能够回家看看分别十余载，日夜思念的亲人。他更料想不到的是，迄小养育他成长的父亲早已在1944年10月27日被日寇官谷所害，家中只留下孤苦无依的母亲和妹妹了。

早在1946年围攻大同期间，党组织考虑到滞留在敌占区的我党干部亲属的安全问题，曾指示马仲和白奇负责想办法把他们平安接出城去。马仲首先想到的是其他同志亲属的安危。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多次派出地下情报员马启禹、贺三连等同志潜入大同城，把金若（原名祁佩贞）同志的舅舅万成章、胞妹祁佩德（又名祁二女），米芳同志的母亲和孩子们相继接应出城，到了口泉我解放区。而他自己的亲人因此后城内封锁逐渐加严，虽经几次接应却未能如愿。

据当时主持晋绥雁北地委城工部工作的刘耀宗同志（化名白奇，曾任国家经委冶金总局局长）在1985年9月13日写给马仲胞妹马玉梅的信中指出：“革非同志是四六年我军第一次围攻大同时，由晋绥分局派往大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由分局直接领导，我在大同时，负责把他安全送往大同城去，他向分局有什幺报告，我们负责给转回去。工作的内容，由分局直接掌握，我们当时无权过问。”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马仲顽强地奋战在解放大同的对敌斗争前沿。

1946年7、8月间，他成功策动了海福龙将军率部起义。海部起义，对大同守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马仲身着灰布军装，带领4位战友住在距离白马城最近的安家小村的一位叫银梁子的老乡院子里，他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一方面派人前去联繫，一方面给海本人写信。并密邀海到我方驻地商谈，帮其分析形势，促其全面觉醒。海福龙审时度势，下决心弃暗投明，率部起义。马仲及时把进展情况及相关情报经由白奇同志领导的五地委城工部转回上报分局机关，分局对他的工作极为满意。并指示，望抓住机会儘快实施之。同时，为了他的工作便利，还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匹棕色战马。促成海福龙部战场起义后，马仲打算继续打入大同城内作阎军上层人物和少数民族人员的工作，但由于我军围城，敌军困守，战事紧张，无法入城。大同撤围后，马仲住到设在大同口泉鸦崖附近盘道村的我雁门保全处（后改名绥蒙公安局）第一武装工作队（内称大同情报联络站）一段日子。并与王树楷、苏乾臣（金龙苏）、王雁鸣、白奇、乔永清等同志们一起在口泉等地开展工作。

解放军撤围大同后，中共晋绥分局决定马仲留任刚刚组建的分局国军工作部部长，在晋绥分局直接领导下，负责做国民党高级俘虏的思想感化和教育工作。他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说服、规劝、引导被俘国民党高官进行瓦解和策反大同国民党守军的工作。这一时期，他为和平解放大同做了不少铺垫工作。1947年，大同对敌斗争形势十分严酷，阎军在大同加强封锁，四出骚扰解放区。这时马仲经常风尘僕僕地往返于龙探头、高山、鹅毛口、长流水、黑流水、上下窝寨、马家会，宁武、朔县、井坪、窝窝会、丰镇、左云、右玉等地和大同情报联络站。辗转奔波方圆数百里，为解放大同日夜辛劳。新疆粮食厅副厅长（时任晋绥大同县委书记）康庄在1985年1月12日写给马仲胞妹马玉梅的信里说：“1947年我到大同县委工作，在高山附近一个村，经白奇（刘耀宗）引见，我见到了你的兄长马革非同志。当时知他是由晋绥边区公安总局派遣做大同的敌伪工作的。因不是我们一个系统，所以工作上没有发生联繫。以后又看到郑翰同志，他也是由晋绥边区派来做大同城敌伪工作的。”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马仲顽强地战斗在对敌斗争前沿。1947年腊月，敌特风闻马仲、白奇是参与解放大同的晋绥方面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讯息，又探听到他们的亲属还在大同，气急败坏地在1948年2月8日午夜，指使其特警队爪牙匆匆逮捕了马仲的胞妹马玉梅和白奇的妻姐米芳（烈士李泽同志的爱人）。当时，敌人使出各种残忍的手段对她们进行严加拷问，威胁其提供有关亲人的讯息，然二女士面对心狠手辣的敌人宁死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后来，直到我军解放大同，敌特仓慌逃命时她们才脱险，并且马玉梅勇敢地把敌特出逃时来不及收拾的材料统统收集起来于1949年5月2日交给我公安局王一鸣、康世安两位局长以及从晋绥过来的苏兴同志。

1947年9月的一天，奔波忙碌了多时的马仲，拖着疲惫的身子，本打算回到我绥蒙国军工作部后理理长发，然后好好睡上一觉。哪想刚理过多半个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返回兴县中央晋绥分局机关。他来不及安顿一切，便风风火火地踏上了回归机关的路程。

回到分局机关后，边区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土改三查，而且搞的气氛很紧张。他被安排至张家圪碢的晋绥分局党校。期间，参加了包括分局在蔡家崖西沟召开的斗争着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先生的所谓“斗牛大会”和大大小小十几次批斗会和辩论会。听到不少战友一起蒙冤受屈的讯息，马仲难过极了。他不怕死，怕死就不搞革命了，既然是选择了党的事业，就不惜流血牺牲。但最难过的恐怕是自己人闹自己人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许多当年晋绥的革命老首长在有关史料中追忆那段惨痛的教训时仍心中掉泪“忆及那段悽惨岁月，虽然四十年过去，依然时时刻刻萦迴于我的脑海耳际，如今将那伤心动魄的一幕作一粗略记述，以使后人牢记这沉痛的历史教训……”（刘继忠《兴县文史资料》6辑35页）。“四七年‘搬石头’是一种极‘左’的行动，一些同志由此受了委屈，更有一些同志付出生命，赵同志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登瀛1985年5月10日写给马玉梅的信）。就连当年曾负责过‘土改、三查’工作的分局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长、分局党校教育长龚子荣同志（建国后在中央工作），在太原等地区先后召开的几次老干部笔谈会和晋绥革命根据地史料徵集会议上，代表原晋绥党组织对当年做法深感内疚，对无辜死去的同志表示深深歉意，这无疑是给那阵子积极参与过激行为，又刻意迴避的某些人开了个好头，真正表现了老革命家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作风。“土改、整党中的领导干部，不管你主观上承认不承认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尾巴主义、惩办主义错误，对党对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是人所共知的”、“晋绥分局个别领导同志在1947年的整党中犯有和土改同样的错误，其特点是全盘否定党员和党的组织，刨开党员和党的组织。”“把党员和干部当作土改对象，致使民众‘要怎幺办就怎幺办’，‘想怎幺惩办就怎幺惩办’，犯了严重的惩办主义错误”，“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全部解职听候审查，还片面强调：当民众审查干部时，不允许干部对自己的缺点进行申辩。这样做必然引起大多数干部、党员的不满，而这又往往被误认为是干部反抗与破坏土改。”，“甚至有些地方又发展到乱打、乱杀党员、干部和农民，造成了不可补偿的损失”，“据我所知，分局领导同志从四七年初开始，整整一年里，从思想认识到实际行动，都是把党的组织和党员看成一团糟，四七年冬则是‘左’倾冒险主义、尾巴主义的错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乱斗、乱打、乱杀的现象在四七年下半年极其严重，曾造成了社会秩序紊乱，民众恐慌的严重局面。这是领导上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的必然结果。”因此“举上述几个例子，只是表明在‘翻底子’，‘三查’中所犯错误我应承担的责任……”。“经过细緻的考证，是错误的就应当改正。真理总是愈辩愈明。”（龚子荣：『晋绥土改整党与党校工作的回忆』《山西革命根据地》1889年第三、四期）“晋绥边区于1947年11月和12月，错整、错杀的现象是最为严重。如果不是中央命令纠‘左’，晋绥边区还可能有更多的人丧失性命。”（赵晋：『晋绥土改“左”倾错误的客观原因浅析』载于《山西革命根据地》总第21期）

就在马仲返回分局后“三查”运动闹得最凶时，他的拜兄郝性天（三师时的同窗，贺龙中学副校长郝笑天的胞兄）由大同县镇川堡家中匆匆赶来看望他。突在他乡遇故知，特别是在这个时候，革非真是喜出望外，格外地兴奋，儘管自己的处境非同一般。一番亲切的问候与叙旧后，倾诉衷肠，革非激动了，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然此时此刻他却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眼睛，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热泪中凝结着苦闷和心酸。他如实地向这位真诚的挚友述说着自己目前的处境，这种叫自己人难过、敌人欢笑的事情。残酷的现实状况真使他无法预测将来怎样，还会发生什幺不幸，真可谓生死未卜。这阵子他的脑海中，也许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正悄悄地向他逼近。于是他毅然决定把自己用多年心血写就的自传体文集交给了郝性天，托他设法捎给家里。这大概是他唯一可以办到的事，也是他最后的嘱託。希望用它来表明心迹，了却自己的心愿，安慰自己的亲人，补偿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想着：只要亲人们能看到这部传记就如见到你们的孩儿回到身旁一样。为此他再三向性天兄千叮咛、万嘱咐他一定要送到。

不料天不作美，郝先生返家后因战事骤紧，一时无法入得城内，又恐遭敌人发现惹祸，则藏于自家灶眼中，结果事后失记被火烧毁，酿成终身憾事。

解放后，郝先生几次于街巷中遇见马仲胞妹马玉梅，谈到此事总不免抱歉万分流露愧意。据郝性天先生讲，该自传文集从各个方面系统记述了国共合作，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到日寇投降后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同时记录着这位铮铮铁汉由学校到边区近二十年的成长过程，凝聚着战火洗礼的见证。只可惜在那石作椅，膝当桌，炮火连天的恶劣环境里呕心沥血耕耘的巨着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而是在环境的逼迫下，在熊熊的火光中付之一炬。

就在郝先生与马仲辞行的几天后，也许这时郝先生还在返同的路上走着，土改工作团的成员将马仲的所谓“罪行材料”，放在了晋绥公安总局局长的办公室，认为马仲的表现和其行为已成为阻碍土改进程的绊脚石。甚至有个别别有用心者三番五次地诬告说：“你们看他的名字叫‘赵革非’，究竟是想革谁？谁是非？”图谋陷害革命同志的卑鄙勾当昭然若揭。于是把他逮捕，在同年的“搬石头”中，当作“大石头”搬掉了。马仲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牺牲在他工作和战斗的土地上。

关于马仲同志参加革命后的情况，直到建国后家中母亲和妹妹都不知道他已经事业未尽身先去，还以为仍然活在世界上。这就引出了从大同和平解放的那一天起，亲人40余年来旷日持久地四处寻访马仲下落的艰难旅程。那些年，起初有些同志提供说马仲同志也许是解放大西北或大西南去了。但是，因当时的大气候，这件事虽经家里不懈努力总没有眉目。各方回答不是模稜两可，就是含糊其辞，从没有一个明确的交待。也许是好心的人们再不愿意给这可怜的母女俩添揪心的往事；也许是在自责而无言以对。总而言之，马仲的事多年来一直没有确切讯息。在大同工作的晋绥干部金若、石林、郑翰、刘耀宗，在上海的四川省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苏兴，马仲好友沈瑞，虽然提供了一些情况，但最终没能找到马仲。1953年，口泉粮食局局长李福元同志，误以为来同担任领导工作的马杰是他过去的老领导马克（赵革非），曾向市委打听过情况。1968年，山西宁武县教育界的两位年青教师辛银虎（据说现任宁武县教委成人办主任），余启亮曾来大同找马革非主任，（辛、余二人当时这样称马仲）请求他给过去曾派出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干部作证，但均无结果。

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组织晋绥的老同志开座谈会。与会老干部在回忆晋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战争革命史时，知情的同志讲出了马仲同志（马革非、赵革非）的革命事迹和被害情况，原晋绥老同志郑贵（时为内蒙古爱卫会主任）、绥蒙及大同一带做公安工作的许剑宝（时任内蒙古宗教委主任）、王雁鸣（时为内蒙古工学院副院长）、裴周玉（时为解放军装甲兵政委）等同志郑重地提出这起冤案现在应当给人家平反的话题。这样，马仲的问题正式地列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的日事议程上。在公安厅和国家安全局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之下，在老首长们的亲切关怀下，各方大力配合、协同工作、辛苦奔波，并收集到了马玉梅同志在1952年写给当时的绥远省人民政府领导人的寻找亲人胞兄马仲（赵革非）的信函，1984年，终于使马仲（赵革非）同志沉冤长达40余载的错案得以昭雪。

得知马仲（赵革非）同志平反的讯息，许多老同志都很欣慰。他们奔走相告，并向马仲胞妹马玉梅同志提供了三、四十位马仲当年老同志、老战友的通讯地址。许多同志都写信回忆了马仲在各个时期的革命经历。其中马行健、苏兴、许剑宝、郑贵、郭实夫、陈继武、刘耀宗、阎兆林同志还先后在徵集史料的会议上回忆并给马仲同志的胞妹写信表示对死去战友深深的惋惜。山西矿业学院院长马老行健在信中说到：“得悉革非同志不幸的遭遇和最终昭雪平反的信息，虽然时过大约也有40余年，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无可挽回的痛惜！这是康生领导的整风中左倾扩大化造成的恶果，他危害党和国家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四川省水电厅厅长苏兴说“看到对赵革非同志的平反覆查结论，内心非常高兴，多年来不白之冤得到澄清，说明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恢复了革非同志革命干部的光荣身份，深为庆幸。”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干部、他的老战友任述英同志1989年4月9日在西安对笔者讲过这样一句话：“据我知道他是革命战争艰苦岁月里，咱们晋绥这块回族中，参加革命工作最早的同志之一。”大同电视台在2001年4月6日—7日晚7时连续播出专题节目《云中骄子赵革非》。

马仲（赵革非）同志只走过41年短暂的人生道路，他以自己满腔热血，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他忠于党的事业，信念坚定，爱憎分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有益，他就勇往直前。他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就是人民的解放，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就是革命的胜利。马仲同志作风正派，严以律己，他将革命事业造就的才华和智慧，全部奉献给党和人民。他一生艰苦奋斗，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奋斗不止，战斗不息，无畏赴汤蹈火，直到献出宝贵生命。他是晋绥人民的骄傲，也是回族同胞的自豪，家乡的人民永久怀念这位功勋卓着的少数民族革命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