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NKI中，以“符号”为主题，检索全年文献，总共得到1万多篇文章，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共有691 篇。从这个数据看，全面大概每天生产30篇以“符号”为主题的论文，生产2篇左右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

根据CNKI的学科分类，在这691篇文章的“符号学”主题的文章中，中国语言文字学类别的文章最多，有129篇；其次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有112篇；新闻与传媒类位居第三，有49篇。排名第五至八位的学科分别为：外国语言文字、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世界文学、建筑科学与工程、文艺理论、中国文学、旅游。(具体文章数量参见下表)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并不一定科学，在具体文章的划分也不一定精确，目前并未有其他分类方式可取。

2012年出版了三十多本符号学相关的专着、译着。这些着作涉及的範围较广，有直接扫描符号学研究範畴的着作，如唐小林、祝东主编的《符号学诸领域》，也有具体借用符号学方法讨论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如胡易容的《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李彬的《传播符号论》，曾庆香的《大众传播符号：幻象与巫术》，胡晓云的《品牌代言传播研究——信源·符号·适用性》则借用符号学方法，分析品牌代言问题。

有专着就某一个话题进行深入挖掘讨论，如韦世林的《空符号论》，王东《龙是什幺：中国符号新解密》，李叔君的《身体、符号权力与秩序——对女性身体实践的研究与解读》，孙绍先主编、孙海兰、焦勇勤合着的《符号与记忆：黎族织锦文化研究》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易容、赵毅衡主编的《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在借鉴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同时，加入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关键符号学概念，系统梳理了符号学和传媒学领域的关键术语，突破了西方类似辞书的局限，是国内第一本符号学—传媒学方面的词典。

2012年国内还翻译了不少符号学专着。除了张杰、赵毅衡主编的《当代符号学译丛》中的5本外（《存在符号学》、《音乐、传媒、符号》、《香菸、高跟鞋，以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社会符号学》、《文化的符号学研究》），还有《寻找自己的符号》、《符号与象徵（二版）》、《电影符号学质疑》，《寻找自己的符号》等。总体来看，译着有两大趋势：一方面，引入西方经典的符号学理论，约翰·迪利的《符号学基础（第六版）》、布鲁斯－米特福德和威尔金森着的《符号与象徵（二版）》等属于此列。另一方面，重在介绍符号学套用的新领域。如周邦宪译《宗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修订版）》讨论宗教。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符号学译丛》八本译着则涉及了不少国内介绍较少的领域：音乐、青少年文化、社会学才、存在主义等，

符号学发展迅速的另外一个表现是：符号学学术活动活跃。最突出的事情是2012年10月5—9日，在南京召开了第11届世界符号学大会。本届大会是世界符号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乃至亚洲召开，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近400名学者参加。另外，“第10届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及首届符号学大会也和世界符号学大会同时在南京召开。

另外，3月份，天津师範大学外国语学院“符号学研究中心”建立，该中心隶属于外国语学院的语言研究所，由法语专业老师和英语专业老师合力组建而成。该中心将首先集中精力展开法国符号学研究上，并逐步开展了相关课题的符号学研究报告。

西北师大“符号学研究中心”自去年11月份成立后，开展了多次符号学沙龙讨论，话题涉及文学、网路、古典文学、设计等领域。

11月1日晚上，西北青年符号学-传媒学青年论坛暨西北师範大学传媒学院“第六空间·读书沙龙”在西北师範大学拉开帷幕。论坛採用读书沙龙的非正式形式就某一部书或某一社会文化事件/现象进行研讨，尤其是侧重探究潜藏在符号表象之下的社会文化意义。

上文数据已经表明，符号学在各个学科都有广泛的套用。下面将从符号学套用的主要学科领域，分析其具体套用，以呈现符号学的具体研究动向。

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科”，共产生了129篇论文。这些论文主要反映国内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发展。这部分内容有对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考察，也有中国学者对符号学相关议题的重新讨论。

在“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符号学进入的方式极为清晰：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于分析文本意义，指导艺术实践。在这个领域，符号学研究的对象较为广泛，主要包括：服饰（图案、装饰纹样、旗袍、清代服饰等）、雕刻、平面设计（包括广告设计），字型设计、家具设计、动漫设计、绘画、室内设计、陶瓷器物。这部分的112篇论文，可以总结为三大特徵：第一：分析的对象覆盖了艺术的大多数类型，其中，中国传统艺术占据了不少比例。例如，有不少论文涉及到中国的旗袍、少数民族服饰、明清补服、中国陶瓷窑变、魏晋南北朝服饰、陶瓷器物色彩，徽州三雕艺术等。第二，符号学和艺术结合的方式，主要是在“分析”、解读和“套用”。这可以从《家具设计与符号学浅析》、《论符号学在动漫设计中的运用技巧》、《永宣青花瓷艺术的符号学解读》这些文章的标题中便看出。

新闻与传媒是符号学套用的另外一大领域。从现有的近50篇论文看，符号学与传媒学的结合研究集中在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传媒事件等。李红、董天策套用符号学方法分析网路公共事件，林纲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结合具体的网路新闻事实,探讨这些价值观偏移的社会刻板印象及其生成机制。樊国庆从电视符号学批评的角度浅析电视求职节目权力话语的建构。另外一大方面是借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各类传媒节目。《深圳卫视〈年代秀〉的符号学解读》、《时尚美容节目中女性身体消费的符号学解读——以〈女人我最大为例〉》，《央视公益广告"Family"的传播学解读》等都属于这一範畴。

CNKI所划定的“外国语言文字”学科的文章，大多都在讨论翻译的问题。如《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看〈朝花夕拾〉英译本中言内意义的再现》、《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看英语电影名称的翻译》等。这一领域总共有43篇文章，可见符号学在翻译领域仍套用广泛。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这一学科的42篇文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1.对西方电影符号学家的理论的解读。如刘文江、麦茨与普罗普合着的一种电影研究方法论的联繫》、刘云舟的《麦茨对电影叙事学研究的贡献》，罗兰·巴特、李洋、孙启栋的《第三意义——关于爱森斯坦几格电影截图的研究笔记》等；2.从符号学角度分析电影文本，如颜小芳的《对电影〈世界〉中的农民工形象传播的符号学阐释》，王立新《叙述转向:中国军人剧修辞四体演变分析》等。值得强调的是，在电影符号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如对华语谜题电影的讨论，对表演符号学的介绍和讨论。

在“世界文学”部分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在介绍和解读西方经典符号学家的理论。如《批判的继承: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等。其他的学科的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和趋势与上述之类接近，本文就不再详细阐述。

专着，是学术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整个2013年，中国符号学界出版了20余本符号学相关专着或译着。这些着作或是直接涉及符号学的研究，如保罗·科布利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或是用符号学方法讨论某一学科领域的着作，如徐瑞的《<周易>符号学概论》，舒惠芳的《人造天书：——民俗文化中的神秘符号》。同去年相比，今年的专着对符号学的研究更细緻，层面更广，层次更深，符号学正在对更多门类的学科产生着影响，而对于符号学早已涉及到的学科，又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讨论。

论文是反映符号学研究发展最为直接和迅速的信息。而在资料库的选择方面，由于“中国知网”是国内较完善、较权威、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资料库，所以本文延续了去年的方法，依旧是以知网作为本次数据搜、採集、整理的平台。而在检索关键字的选择方面，本文与去年不同，只选取了“符号学”作为检索关键字，而未选用“符号”。这是由于以“符号”为主题的文章中，大多数与符号学并无关联。“符号”一词几乎可以作为任何学科的学术讨论关键字，如电信技术学科中的“符号定时”、“符号率”，计算机学科中的“地图符号”“符号执行”等等。但上述这些看似与符号学无关的学科中，又的确有关于符号学的讨论，且人文社科之中的“符号”，也并不都涉及到符号学，所以无法贸然用学科来进行筛选，如果人工统计的话，由于数量过大（超过1万），也并非现实的选择。而以“符号学”作为检索关键字，虽会有可能漏掉少数有关符号学的讨论，但由于基数较大，应该不会过多影响对学科分布情况、总体发展趋势的分析。

在中国知网中，以“符号学”为主题搜寻全年文献（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12日），一共搜到708篇文章，高于去年同期（648篇），根据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在这708篇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中，中国语言文字学类别的文章最多，有136篇；其次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一共有98篇；新闻与传媒类以67篇位居第三。排名第四至七位的学科分别为：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世界文学、外国语言文字、建筑科学与工程。各子学科论文具体数量参见下表。

从整体情况看，今年符号学活动较为活跃，全年举办了多场以“符号学”为主题的会议、研讨会，这些会议为分布在各地的符号学学者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通过这些会议，学者们交流学术心得，探讨学术成果，交换学术意见，对符号学的发展很有益处。复旦大学在2013年一共召开了两次以符号学为主题的会议、研讨会，分别为 “符号学研讨会:符号/逻辑方阵与文学意义”(4月)和 “符号与主题”的研讨会（11月）。两次会议都邀请了来自两岸的学者对符号学学术活动进行深刻探讨。通过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为符号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在2013年5月19日和6月30日分别于阿坝和兰州召开的“符号学-叙述学”圆桌会议和西北青年符号学-传媒座谈会分上，与会者们在各种与符号学相关的话题面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难免会剑拔弩张，但正是这样的激烈思想碰撞，体现出学者们对符号学的热情。而这样的思想交流，也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新的方向。

而在2013年的6月和7月，第四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和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分别在贵州和兰州召开。两次会议都吸引了众多学者出席。来自不同学科、对符号学却都有涉猎的学者们围绕不同的学科与符号学的结合展开讨论，探讨了符号学在不同学科中的发展情况，对符号学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讲座方面，2013年5月6日至23日期间，芬兰符号学家阿赫蒂·皮耶塔里宁（Ahti Pietarinen）教授将在中国进行一系列的巡迴讲座，所到之处包括西南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共举行了八场讲座，涉及的领域包括皮尔斯研究、认知符号学、语言学、视觉符号学等。阿赫蒂·皮耶塔里宁（AhtiPietarinen）是赫尔辛基大学哲学历史系教授和爱沙尼亚塔林技术大学哲学系的首席教授，研究範围相当宽泛，尤其对皮尔斯的理论有相当程度的深耕。

值得注意的是，读书会作为一种较为轻鬆的交流形式，也开始为全国各地的符号学活动所採用。比如，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举办语言与符号学读书月活动，活动由该院文学与比较文化教研室主任祝东博士主持，分专题展开座谈研讨。主要议题有“发展中的符号学”、“语言与元语言”、“组合与聚合——从语言到文化”、“符号修辞”、“视角修辞与文化传播”等。四川大学文艺学也举行了每月一次的读书会，读书会讨论卡西尔、巴尔特、热奈特等人的符号学、叙述学理论。

而学科建设方面，2013年10月29日，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了2014年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专业，将符号学设立为二级交叉学科，将于明年开始招收博士。这是川大继2009年开设“符号学与传播学”博士方向之后，进一步提升符号学的学科独立性的又一举措。

上文数据已经表明，符号学在各个学科都有广泛的套用。下面将从符号学套用的主要学科领域分析其具体套用，以呈现符号学的具体研究动向。

在专着方面，2013年共有24本有关符号学的专着面世。如前文所言，这些着作中有直接涉及符号学的研究，如徐瑞的《〈周易〉符号学概论》和纳尔逊·古德曼所着的《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也有用符号学方法讨论某一学科领域的着作，如黛比·米曼的《品牌这样思考：一场以设计、人类学、符号意义颠覆创意、品牌行销思维的大师对谈》、陈峻俊的《符号的魅惑：网路消费文化研究》和金华的《俄语句义层次的语言符号学阐释》。还有着作介绍了着名符号学家的一生及其科研成果，如国作家罗歇所着，张祖建翻译的《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这些专着所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但都与符号学紧密相连，通过和符号学研究的结合，使原领域的研究成功更加丰富。

在理论译着方面，保罗·科布利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是一本符号学理论专着，作者不仅对符号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和核心概念进行了详实的介绍，也为进一步拓展该领域的学习提供了详尽的阅读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两套大型丛书《中国符号学丛书》（唐小林主编），《当代符号学译丛》（赵毅衡主编），在2013年底开始出版。这两套丛书有几十本的规模，将在2016年之前陆续出版。其中赵毅衡多年研究的成果《广义叙述学：叙述的符号学研究》，在2013年12月出版，作为这两套丛书的第一本，奉献给读书界和学界。这是将叙述学符号学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的第一本书，值得关注。

论文方面，2013年关于符号学的论文一共有708篇，在各个学科都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科下，共有136篇论文。和去年的情况大致相似的是这些论文仍是致力于反映国内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情况。内容中既有对符号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也有对符号学相关议题的讨论。谭晓庆的《从符号学角度看影像表意的多义性》从符号学角度,并依据影像符号语义、语法的不同呈现,来解读影像表意的多义性。

在“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下的98篇文章里，符号学被用作分析的工具，用于分析文本意义，指导艺术实践。在这个领域中，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囊括了服饰、雕刻、平面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陶瓷器物。这98篇论文经过分析后，归纳出的特徵和去年大致相同，有着分析对象覆盖全面、运用符号学分析解读的方式来将符号学和艺术结合的特徵。陈丽萍和郭伟所着的《从陶艺作品<岁月荷莲>中探究其符号学的内涵》试图通过符号学的研究,以陶艺作品《岁月荷莲》为例,从理性认知的角度,将作品的构成元素以数学性的研究模式进行解构,并通过对解构后的陶艺符号进行逐一分析,来研究作品各个角度的艺术内涵。

新闻与传媒是符号学套用的另一大领域，数量（67）也较去年（49）有较大增长。新闻与传媒学科主要是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媒介事件、媒介理论。如刘小波的《符号学视阈下<中国好声音>之文化现象解读》在符号学视域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用符号学之伴随文本理论,分析《中国好声音》携带的大量伴随文本。再如蒋晓丽的《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以符号学为理论视野讨论了新闻真实性这一新闻传媒界内永恆的话题。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这一学科52篇符号学相关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对西方电影符号学理论的解读，如李丹所着的《从大众审美角度解读电影符号学的语言体系》和梁国杰的《电影话语多模态连贯叙事的社会符号学视角》；第二，从符号学角度分析电影文本，如杜哲的《没野心有梦想——对美剧<破产姐妹>的符号学分析》和袁嘉的《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的符号学解读》。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发现，此学科的符号学研究紧跟潮流，拿出最新最火热的话题进行分析讨论的同时，也不乏一些俗称“接地气”的话题讨论，如卢晓侠的《东北喜剧小品中的乡土符号及其意义》以东北喜剧小品这样贴近大众的话题为分析文本，同高度抽象的符号学理论文本，降低了大众接触符号学的门槛，对符号学的发展有着正面意义。

对比去年（36），“世界文学”这一学科有关符号学的文章数量（51）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多。除了对西方经典符号学家理论的解读，不少学者採用用符号学的理论去解读文学作品。李小华的《符号学视角下<到灯塔去>的女性主义解读》从符号学的角度对维吉尼亚.伍尔夫着名小说《到灯塔去》进行重新解读,认为小说中的灯塔是一个巨大的符号,具有其独特的所指,小说最后的灯塔之行是对男女二元对立系统的颠覆,最终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崔晓娟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象徵——重要意象的符号学分析 》将符号的概念作为工具，利用相关的符号学思维方式、分析方法对小说中的意象进行探究,以深刻把握与其主题之间的关係,使《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重要意象从科学的角度得到阐释。

“外国语言文字”学科下， 张荞荟、胡璇所着的《BBS论坛中字母使用的功能分析》从BBS论坛中的字母使用情况出发,探讨了在符号学功能指导下论坛中的字母使用情况。这种新颖的研究在来年会有怎样的发展，不尽令人期待。

“文艺理论”学科中有关符号学的论文一共有31篇，主要通过对文艺理论和符号学的探讨，对文艺理论的发展进行探索，如左茜茜的《澳洲土着艺术与其符号阐释》。其他的学科的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和趋势与上述学科接近，本文就不再详细阐述。

（一）论文发表情况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作为论文资料来源的资料库，在“中国知网”中，以“符号学”为主题搜寻全年文献（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10日），一共检索到778篇文献，高于去年同期的708篇和前年的648篇。根据“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在这778篇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中，“中国语言文字学”类别的文章最多，为125篇；其次是“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一共有72篇；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位居第三，有66篇。排名四至九位的学科类别分别是：新闻与传媒、文艺理论、世界文学、外国语言文字、建筑科学与工程、中国文学，具体学科的文章数量参见下表：

（二）学术活动，学科建设方面

学术活动是一个学科保持活力的重要体现。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对于加强中国符号学的学术交流、学术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4年全年主要有以下两次最值得中国符号学学者关注的学术会议：

6月，第十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今年适逢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众多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却对符号学有研究的学者围绕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符号学的结合展开讨论，探讨符号学在诸多领域发展情况，诸如语言符号学、文艺符号学、生态符号学、符号学与现象学、索绪尔符号学、中国周易符号与汉字元号等。在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将继续共同努力，努力保持我国符号学研究的良好发展势头，坚持符号学的跨学科和多元化发展，推进符号学的本土化研究，坚持百家争鸣、齐心聚力的学术精神，为助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9月16日，由新保加利亚大学东南欧符号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召开。全会以“新符号学：在传统与更新之间”为主题，涉及理论符号学、套用符号学、区域符号学、社会符号学、跨学科研究、符号学家研究等多个板块。作为国际性的符号学学术会议，中国学者积极的参与圆桌讨论，通过参加此类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不仅可以了解到当年世界符号学发展的前沿动态，且对促进本土符号学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2014年同样有许多外国的重量级符号学者来华开设讲座。值得注意的是9月份，法国符号学家托尼·贾皮教授在四川大学所做，题为“如何使用符号学分析图像和文本”的讲座。其中涉及的内容包括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以及该理论在当今社会中形态各异的文化文本中的套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讲座的形式也开始变得多种多样，例如复旦大学就在4月份时，举办了台湾电影节暨电影符号学讲座活动。

此外，高校自主组织的符号学交流会更加的常态化。比如西北师範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符号学学术团队所举办的符号学沙龙活动；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开展的符号学读书会活动；江西师範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文学院、江西师範大学文学院及江西省社科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两地四方共同主办叙事的符号与符号的叙事——广义叙事学论坛。这些活动，加深了学生对符号学的理解，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为符号学研究的未来发展积蓄新的力量。

另外，各地还举办了一些符号学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比如5月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一场跨文化的符号学思维庆典”为主题的符号学嘉年华和11月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主办的“艺术符号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活动。这些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对于符号学学术联繫的加强，多方位的宣传、普及符号学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学科建设方面，西北师範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小英博士，继在西北师範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中开设《小说叙述学》课程之后，进一步在研究生中开设《符号学学原理》课程。自2014年始，这两门课程正式纳入西北师範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定于教学计画中，成为常规课程。

（三）专着出版情况

专着是对特定问题进行详细、系统的考察研究的结果，可谓学科发展的基础。在2014年，中国符号学学界出版了20余本与符号学相关的专着及译着。这些着作或者是直接涉及符号学的研究，如卡勒的《罗兰·巴特》；或是利用符号学的原理探讨某一具体问题，如丁建新的《叙事的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模式第二版》，刘婧的《社会符号学视域下《红楼梦》文化内容的英译》。此外，在一些其他的专着中也收录了符号学的相关内容，如张闳的批评随笔集《言辞喧嚣的时刻》、刘云舟的《电影叙事学研究》、袁愈宗主编的《都市时尚审美文化研究》（袁愈宗，2014）、郭齐勇，欧阳祯人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齐亚乌丁·萨达尔的《文化研究》等。同去年相比，今年的专着研究的领域更加的广泛，层次更加的深入，同时符号学出现于其他专着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符号学正在对更多门类的学科产生影响，辐射的範围更加的广泛，很好的体现了作为文科公分母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赵毅衡主编的两套丛书《当代符号学译丛》、《符号学开拓丛书第三辑》分别出了七本和三本。

（一）符号学理论的探索

符号学理论作为推动符号学发展的原动力，一直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着作方面：今年的符号学理论研究的专着，大部分是国外符号学理论的译着。如佩特丽莉所着《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是对西比奥克“伦理符号学”的一个重大发展，语言使得人类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思考符号，从而模拟出不同的可能世界，提升人类使用符号的主体性地位；卡莱维·库尔，马格纳斯的《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研究进路》从生物符号学的方法论、生物体的时间结构和模仿行为方面讨论生命和符号行为的一致性以“主体世界”和“符号域”理论为支撑，多方面地探讨了生态的局部性、本土性特点，以及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社会活动之间的共生关係；丹尼斯·韦尔南的《符号学研究》在对言语活动的句法和词义的研究之外，应对使用符号的解释程式的表达方式进行符用学的研究。作者把符号学构想为一个总框架，在这个总框架中，重新阐述对于言语活动的传统分析；此外还有宇波彰的《影像化的现代：语言与影像的符号学》，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符号的意义及效果》等译着。在论文方面：如韩蕾的《罗兰·巴尔特与中国：一个话语符号学的文本实验》以罗兰·巴特的中国书写为读解对象，本文分析巴尔特的中国文本之生产的潜在言中能力、具体书写活动之基础，以及书写风格的展呈，力图延展“巴尔特与中国”课题的诸种可能性，同时，将巴尔特与中国，分别作为符号运作的关係元，作为可逆的对象文本与后设文本，实验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张颖的《“符号心理分析”建构一种新的符号意指形式》论证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符号学範式，既改变了符号学研究的格局，又扩大了符号学研究的边界。胡壮麟的《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统一——谈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核心》重点介绍生态学与符号学的结合，从自然与文化对立统一关係的视角出发，探讨符号的起源、作用和演变。唐小林在《文学艺术当然是符号：再论索绪尔的局限——兼与陈炎先生商榷》中提出文学艺术是理据性符号，这充分反映出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性，在处理文学艺术问题时要摆脱这种局限，才能实质性地推进文学艺术的符号学研究，于宏英的《电影语言本体论探析——以麦茨第一电影符号学为讨论基点》，李雪的《欧洲电影的符号学分析》等众多文章也是对符号学理论的探索。这些对符号学家经典理论的研究，拓宽了符号学理论的视野，开发了新的思想资源。

二、符号学理论的套用

符号学作为研究意义学问，对人文社科类的学科有广泛的方法论基础。在着作方面：如张宪荣，季华妹，张萱的《符号学Ⅱ——设计部门符号学》旨在利用符号学来构筑工业设计学科的理论体系、并解决它的认识论问题，阐明它不同于造型艺术的构成理论、解决它的方法论问题；肖绚，李兴华的《基于符号学的景德镇陶瓷文化景观研究》运用符号学、社会学、文化景观生态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景德镇陶瓷文化景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隋岩的《符号中国》利用符号学的理论，打造代表中国、传播中国的强符号。在论文方面，由上述的统计数据可知，符号学在跨学科套用方面的广泛性，在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学科下，以符号学作为理论工具，对电影文本展开分析研究，如李赛可的《製造真爱神话——对迪斯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与<沉睡魔咒>的符号学分析》和温燕琴，宋芹的《从电影符号学角度分析<白日焰火>》。在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里，符号学成为分析文本意义，指导艺术实践的工具，研究对象囊括了绘画、雕塑、服饰、书法、陶艺、平面设计（广告设计、会标设计、吉祥物设计）、空间设计等方面。聚焦符号学和艺术学的结合方式，注重分析、解读和套用，如刘晴的《议动画手段的符号学意义以及其在影视作品中的表意性运用》和王岩，候君的《图形符号学中的同质异构在平面广告创意中的运用》。在新闻与传媒领域，符号学理论成为分析媒介事件、媒介理论的工具。如刘丽的《“标籤新闻”的符号学分析》藉助符号的建构过程、神话言说等理论，探讨事实被符号学、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再如颜小芳的《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电影<小时代>之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符号学考察》利用符号学的方法解读青少年文化，与“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相呼应。在文艺理论中，则是文学作品的符号学解读，如史津铭的《“乌托邦”的困境——解析<老人与海>的深层结构》从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出发，运用“行动元模式”和“符号矩阵”理论，研究主人公圣地亚哥形象，展现出小说的深层机构，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恆矛盾。张杰的《<当代英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解析》以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为研究方法，从叙述主体的转换，符号圈的不匀质性、界限性三个方面，重点揭示文本的意义发生器，创造性功能和交际功能，从而发掘出该文本的意义再生机制。在外国语言文字学科中，大多数文章是利用符号学理论对译本的研究，如张春敏的《符号学视阙中的杜甫诗英译研究》等。

本年度（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11日）中国知网上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献一共有782篇，高于去年的778篇和前年的708篇。根据“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在这778篇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中，中国语言文字学类的文章仍然高居首位，为105篇；其次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类，有78篇；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类位居第三，共有77篇；新闻与传媒类文献数量大幅增长，共有71篇。比对这四类的文献数据，中国语言文学类中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数量下降明显，而新闻传媒、艺术类中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数量增长显着，基本与前者形成均势。排名五至九位的学科类别分别是：世界文学、文艺理论、建筑科学与工程、外国语言文字、文化，具体学科的文章数量参见下表。

学术活动是一个学科是否受关注、是否保持活力的重要标誌。最近几年，国内关于符号学的学术会议明显增多，为各位符号学同仁搭建了交流进步的平台，为推进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15年最值得中国符号学学者关注的学术会议莫过于“第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和“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6月27至6月29日，第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在安徽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主办、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承办。来自全国18个省市、54所高校共83名正式代表在本届论坛上做了发言，包括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从生态符号学谈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天津外国语大学王铭玉教授（翻译符号学之构想）、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符号现象学中的意义问题）、北京语言大学卢德平教授（符号学的实用主义哲学背景——从皮尔斯到莫理斯）等知名专家学者。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分为文学组、语言学组、翻译组、跨学科组等四组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本次研讨会具有研讨质量大幅提升，研讨话题呈现多元，学术刊物高度关注，研讨组织周密、有序、高效等特点。

7月3日至7月5日“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国际新闻界》、Signs & Media、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A&HCI）Art Review 联合主办，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港台地区及国内约300多名学者来参加本次会议。大会主题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并分设11个主题圆桌论坛。与会学者分别围绕“新媒介技术时代的传播符号学”、“新闻传播符号学”、“电影电视的传播符号学”、“图像与设计的传播符号学”、“认知学与传播符号学”、“文化与民族符号学”、“品牌与广告的传播符号学”、“中国符号学遗产”、“符号学与艺术研究”、“文学叙述分析”、“皮尔斯、索绪尔与传播符号学理论史”等11个单元主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学术讨论，每晚持续至10点左右仍不愿散场。

本次大会包容广阔、意义丰富。现任国际符号学会（IASS）会长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教授、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专家李斯卡（James Jakόb Liszka）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丁尔苏教授、台湾大学蔡秀枝教授等人的精彩发言为国内学人了解国际学界及港澳台同仁的研究动向打开了窗户；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卢德平教授等人的主题发言则对符号学哲学基础与着名符号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度挖掘与精彩阐释。更重要的是，本次符号学大会提供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舞台：儒道释等中国传统思想的符号学新解；汉字、货币、礼仪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学诠释；中外文学、绘画、音乐、电影的符号学、叙述学分析；符号学与传播学关係的探讨；符号学与自然科学交界的厘定等诸多内容纷纷登场。在以上各领域钻研已久的中外专家学人围绕着符号学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深入的交流，展示了自己的成果、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本届大会充分展示了符号学本身的适用性与包容性，表明了符号学在促进学科互动交流方面的巨大潜力：文学、传媒、文化、哲学、艺术、宗教等人文学科各个领域都有符号学的用武之地，印证了符号学是人文学科公分母之说的正确性。

2015年度与符号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还有于4月24日-26日在赣南师範学院举行的中国认知传播学会第二届年会，该年会以“符号学、现象学、系统论等其他理论与认知传播”为其主题之一。

2015年度还有许多国际知名符号学专家来国内讲学。四川大学于2015年7月5日至2015年7月18日开展“实践及国际课程周”。Paul Cobley 教授和Anthony Jappy 教授作为被邀请的8位国际知名教授之二，分别开设符号学课程Semiotics of Culture以及Semiotics Applied To The Studies Of Today'S Culture，赢得了众多师生的积极参与和高度评价，为符号学的文化研究开拓了视野。

此外，高校自主组织的符号学交流活动定期举行，讨论的内容越来越深入。如2015年10月9日晚在西北师範大学传媒学院举行的第一期“符号学沙龙”，师生们围绕符号学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11月1日晚，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2015年第一次读书交流会在四川大学文科楼召开，本次交流主要围绕赵毅衡教授的书稿《意义世界：哲学符号学》导论内容展开。该书稿力求建构符号学的哲学基础，是探讨意义注入符号、符号承载并表达意义以及自在物向符号转化等运行机制进而夯实符号学学理根基、奠定符号学立身之本的重要着作。该书稿引起与会师生的热烈反响与积极发言，围绕诸如物自体与符号转化的临界点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反覆切磋。这些学术活动的定期举行和深入开展激发了广大师生钻研符号学的热情，解决了他们的某些疑惑，推进了他们在解决一些关键问题方面的步伐。

在学科建设方面，2015年9月，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套用传播研究中心以外国语言学及套用语言学学科下设的符号学研究方向招收3名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这些研究生将系统学习中外符号学理论，成为该中心培养的首批研究生。据了解，招收符号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天津地区属于历史首次。这将对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套用传播研究中心的建设乃至京津地区符号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更进一步，从2016年开始将招收符号学学科的硕士研究生。

专着是详细、系统解决专门问题的成果，专着的出版情况是衡量中国符号学向前推进力度的又一重要指标。2015年，中国符号学学界出版了20本左右与符号学相关的专着及译着。这些着作或者是直接涉及符号学的研究，如赵星植翻译的《皮尔斯：论符号》（2014），王永祥等翻译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2015）；或是利用符号学的原理探讨某一具体问题，如塔拉斯蒂的《音乐符号》（2015），段炼的《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2015），尤施卡的《性别符号学》（2015）等。此外，一些其他专着也收录了符号学的内容或者是贯穿了符号学的方法，如叶舒宪《图说中华文明史》（2015），赵毅衡《断无不可解之理》（2015）。值得一提的是，赵毅衡教授的《趣味符号学》（2015）于7月份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深入浅出，用符号学的理论视角评论了100则小故事，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面向没有符号学知识的读者的普及读物，对于推广符号学、吸引符号学读者具有深刻影响。同去年相比，今年的专着在符号学的套用方面得到了深入推进，符号学真正像一把解剖刀一样深入到文化领域各个方面，如孙金燕的《武侠文化符号学》、祝东的《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张碧的《社会文化符号学》、宗争的《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李玮《新闻符号学》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7月3日，在“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前夕，隆重举行了“符号学丛书暨李斯卡新书发布会”。“符号学丛书”指的是赵毅衡教授主编的“中国符号学丛书”和“符号学译丛”，截止目前，已分别出版了10本和8本。“李斯卡新书”，即赵星植所翻译的《皮尔斯：论符号》，该书后半部分即李斯卡的重要着作《皮尔斯符号学导论》，是当代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四川大学出版社“符号学译丛”的重点项目。李斯卡本人莅临现场，并做了演讲，卢德平教授随后对李斯卡教授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强调了此书的重要意义。

对于符号学理论的探索与推进，可以使符号学这座大厦的根基更加牢固，也可以使符号学这把利刃的刀锋更加锋利。

在着作方面，今年的符号学理论研究的专着，大部分仍然是国外符号学理论的译着。如赵星植所译的《皮尔斯：论符号》，全书由两部分构成：主体部分是符号学主要的创始人皮尔斯关于这门科学的论述集合，包括其对符号学的现象学基础、符号三分构造等问题的重要论述；后半部分是由前美国皮尔斯学会会长李斯卡（James Jacob Liszka）教授所写的专着《皮尔斯符号学导论》，是对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总结与阐释。苏珊·彼得里利、奥古斯托·蓬齐奥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不仅考察了符号学在新世纪展开的全新研究，尤其是伦理符号学和环境符号学等新的领域，同时还系统性地介绍了符号学史上的几位极其重要的符号学家以及他们的符号学理论，证明了符号学涉及的不只是一门普遍科学的理论知识，更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一般科学的总体性秩序。玛丽·劳尔·瑞安的《故事的变身》（2015），是符号叙述学的一部力作。该书首先釐清了叙事与媒介的界定问题，考察了传统媒介的三种模式，并对互动小说、超文本小说、多媒体作品、基于网路的短小叙事，以及人工智慧支撑的互动戏剧进行了解读，对“叙事越界”现象作了独具匠心的描述。

在论文方面，赵毅衡教授在年初就刊出了《意义的意义之意义：论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2015）、《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2015）、《意义对象的 “非匀质化”》（2015）、《论重複：意义世界的符号构成方式》（2015）等几篇重要的论文。这几篇文章是对符号学的哲理基础的探索与挖掘，建构起了所谓的“意义世界”的主体框架。在《意义的意义之意义：论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赵先生梳理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皮尔斯、索绪尔、瑞恰慈等人的意义观与意义方式，从符号学角度给出了自己关于意义的定义：“主体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主体的意向性与世界碰撞时，从事物相关的‘可理解性’中释放出意义”。在《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中，赵先生把获取意义的初始过程称为“形式直观”，第二部分探讨了在“形式直观”中，事物与符号的转化与互动，最后又讨论了“形式还原”在获取意义过程中的运行机制。通过这几篇论文，赵先生解剖了意义的产生过程、意义世界的构成方式，重新整理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因此这几篇文章在2015年度的符号学理论探索中相当重要。此外

王永祥与李静合着的《表达的意义与意义的表达——雅克布森的语符功能观》（2015）“基于雅柯布森的符号功能观，分别从语言符号的指称和功能维度来探究表达之‘意义’，从方式和环境角度来分析意义之‘表达’”。罗美晨、朱媛的《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和互文性研究》（2015）详细介绍和阐释了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研究及其所提出的互文性概念，并对克里斯蒂娃的学术地位与影响作了评价。张良林、洪庆福的《莫里斯美学符号学思想探析》（2015）挖掘了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美学符号学思想，并总结出其对建设符号学美学的作用：“从符号学角度看待美学问题，有助于建设一门科学没学或符号学美学，从而也有助于整个符号学的发展。”

符号学的套用既是符号学开疆拓土的壮举，也是检验符号学作为剖析工具之锋刃的试金石，当然对于文化资源来说，与符号学相遇，也是碰到知音，得到系统整理和清晰理解的良好机会。

本年度，符号学套用方面的着作比较多，如李玮的《新闻符号学》选择从符号流动的普遍规律这一理论视角来切入新闻传播，审视其表意过程，揭示其表意机制，并试图建构起一套能化解传统理解下的新闻学体系所遭遇的“事实”与“价值”水火不容、 “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应然”与“实然”混淆不分的困境。宗争的《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不仅用既有的符号学理论对涵盖体育竞技、电子游戏、休闲游戏等众多游戏进行研究，而且在游戏研究的过程之中不断反哺符号学，兼具创生新理论和套用实践的双重功用。张碧的《社会文化符号学》，对一些将符号学融于社会学实践的文化社会学家的符号学实践进行梳理和阐释。祝东的《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在现代符号学理论方法的观照下，立足先秦文化语境，全面探析先秦易学、儒家、道家、名家、墨家以及法家学术中蕴藏的符号思想与方法，梳理建构中国符号思想传统，以促进中西学术之间的交流对话。乔琦的《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利用符号学这把工具，以“视界融合”的方法，为1919——1949年间的新诗论争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解维度。孙金燕的《武侠文化符号学》，通过讨论20世纪中国武侠符号的表意秩序及其指向，对中国文明中的侠义精神和中国文学中的幻想叙述进行管窥。赵毅衡教授的《断无不可解之理》，虽是一本关于诗歌、歌词、戏曲、书法等诸多艺术门类的杂记，其实贯穿其中的是符号学、形式论的方法，因此该书是符号学理论套用的潇洒、诗意形式。

论文方面，符号学套用的领域更加广阔，论文数量更加庞大。在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类中，可以看到符号学的大手伸向了标誌设计、平面设计、书籍封面设计、瓷器色彩、民族特色图案等有关装饰、设计的领域。代表性的文章有：杜旭丹的《从符号学角度谈标誌设计》（2015），罗新颖的设计符号学在日用瓷中的套用（2015），贺雷、黄粤荻的《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艺术符号构建》（2015），向世前的《书籍封面设计与符号学》（2015）。在戏剧电影与电视学科门类下，符号学作为理论工具，对电影、电视文本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如贾国庆的《从符号学角度分析<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悲剧色彩》（2015），任义的《电影符号学视域下解读<被解救的姜戈>》（2015），孙思文、唐静文的《论符号学在电视节目中的运用——以电视剧<武媚娘传奇>为例》（2015）等。在新闻与传媒类，符号学理论作为工具，对新媒介、媒介事件等进行了分析与诠释，并有出谋划策、提供对策之用。如薛晨的《身份危机背景下微信的盛行原因探究——一个符号学解读》（2015），刘扬的《网路谣言的符号学特徵及控制策略》（2015），赵启帆的《新浪微博热门话题的符号学分析——以微博打拐事件为例》（2015），赵利利的《符号学视域下媒体灾难报导的写作手法简析——以人民日报对鲁甸地震的报导为例》（2015）等。在文艺理论领域，一方面是利用符号学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如卢颖的《符号学美学视角下的古诗英译——兼评孟浩然<早寒有怀>的四种译文》（2015），周丹、张颖的《马拉美诗歌的符号学阐释及其得失——以克里斯蒂娃的解读个案为例》（2015）；另一方面是文艺美学与符号学的深度结合，如傅其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符号学维度审思》（2015），唐小林的《布洛说反了：论审美距离的符号学原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