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科学学术史上，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deSaussure，1857-1913）是一位重要人物。一般认为，是他奠立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石，他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也因为他开创的语言符号理论，人们视其为符号学的鼻祖之一。又因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的一般性、开放性和深刻性，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结构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来源。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首要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他界定语言的第一步工作是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认为这样区分之后的语言是捨弃使用者个体因素之后的属于社会群体的、同质的东西。

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是属于社会群体的晶化体，是群体言语活动中的平均数。它属于一个言语社团的每一个人，但在每个人的言语活动中，语言总要打上个人的印迹。

语言是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体，是符号中的一种。它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心理实体。对于物质实体，我们能指着桌子、杯子说这是什幺。而语言符号，我们不可能指出它是个什幺，只能说出它不是什幺。它不是事物的分类命名集，它连结的是事物和名称。

任何语言都是由若干具体符号汇聚而成的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的社会功能是表达观念，系统的内部功能是为其成员赋值。索绪尔说的“系统”，是指“整体”：“整体的价值决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结构主义者的“结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

语言是符号中的一种，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索绪尔说：“我们可以构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sēmeîon‘符号’）。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幺构成的，受什幺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幺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套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

索绪尔说：“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他建议“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基本元素是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离的两面一体，这个整体叫“符号”。

（1）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

单纯符号内部，能指和所指的关係具有绝对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关係，是指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自然联繫、没有理据、不可论证，并非指使用者可以随意更改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的结合关係。相反，符号的音义结合关係对使用者而言具有强制性，个人或群体都不能妄加变动。

组合性符号内部，成员间的关係具有相对任意性。一种语言总是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複合体，索绪尔说：“一切都是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构想的。……各种语言常包含两类要素——根本上任意的和相对地可以论证的——但是比例极不相同，这是我们进行语言分类时可能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2）能指的线性特徵

语言符号的能指具有线性特徵。

人的发音机制决定了不可能在一个时点同时发出两个声音。人们说话时，总是一个声音紧跟着前一个声音出现。如果用文字把这些音响记录下来，这些文字排列起来就像一条线。因此，交际状态的语言，或者说符号处于组合状态时，从发音生理的角度说，语言符号的能指具有线性特徵。

（3）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

“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幺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语言符号的能指一旦选定，个人或群体就只能遵守，不能妄变。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具有不变性，对社会使用者而言具有强制性，即：对一个所指来说，必须使用这个能指，个人或群体都不能随意改变这个能指。

同时，从历时的角度看，语言符号又具有可变性。“不管变化的因素是什幺，孤立的还是结合的，结果都会导致所指和能指关係的转移”。“变化的因素”，包括能指和所指。语言符号的可变性是指在时间轴上观察一个符号，其所指和能指关係会发生转移。在代代相传的时间长河中，能指，所指，或者二者结合体，都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发生变化，都会改变能指和所指的关係转移。“符号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在时间上的变化相连，这就是普通符号学的一个原则”。“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係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尤其是从历时的时间轴上看，语音的变化没有终点，无限而不可预测。

索绪尔对语言符号内部要素进行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划分，是其语言符号理论的一个核心。由此，索绪尔搭建了结构主义分析法的基本框架：把语言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关係系统，其中每一个符号又都是音义结合的整体；单个语言符号单位的概念内容和单个单位的价值依赖于语言整体系统，在系统内符号间对立区别的关係网路中，符号的价值得以确定。索绪尔的这一基本理论在语言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随后，在欧美地区陆续建立的布拉格功能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伦敦结构学派和美国描写学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1）布拉格功能学派

布拉格功能学派成立于1926年，其研究重点是语音学。这一学派对语言研究具有尤其突出的贡献的有两位：雅克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依（H.C.Tpyбeцкой，1890-1938）。

（2）哥本哈根语符学派

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是丹麦的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1899-1965）。他追随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符号本质说和建立符号学的主张，把索绪尔关于“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的观点推到逻辑许可的最大限度，把所有的实体都排除在语言範围之外。

丹麦的另一位着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Jespersen，1860-1943）主张区分“历史的语言学”和“描写的语言学”，这与索绪尔区分“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实质非常相近。

（3）伦敦学派

20世纪60年代以前，伦敦学派以约翰·鲁伯特·弗斯（J.R.Firth,1890-1960）为代表；60年代以后，以韩礼德（M.A.K.Halliday,1925-）为代表。

（4）美国描写学派

美国描写学派的语言思想受索绪尔的影响但相对独立。这个学派的语言理论和研究实践以鲍阿斯（F.Boas，1858-1942）和萨丕尔为先锋，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1887-1949）集大成。

观察后学对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认识、继承和发展情况，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由于对其理论的认识和解释不同而产生的论争。这里我们主要简单梳理中国语言学界最近二、三十年来对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问题的论争。

语言符号任意性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石，萨丕尔、布龙菲尔德、赵元任等都支持这一学说。皮尔斯1931年提出Iconicity的概念，指语言结构和所指存在联繫或理据。1965年，雅克布森《探索语言的本质》以複句中的分句排列顺序为据指出语言组合关係上的拟象性，强烈批评索绪尔关于任意性的说法。1988年，许国璋首次将iconicity译为“象似性”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问题引起了我国语言学者的普遍关注。海曼（Haiman）1985年出版的《自然句法》和《句法象似性》详尽分析了句法中存在的成分象似和关係象似，这对中国语言学界尤其是一批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影响颇大（如沈家煊1993，胡壮麟1996，严辰松1997，王寅1999，文旭2001，张绍杰2007等），他们分别发表论着对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是语言符号是否完全任意。

关于任意性，论争中主要有两大类观点：一类是对“任意性”观点全盘接受甚至坚信不疑的，以石安石（1989）、索振羽（1995）、王德春（2001）、郭鸿（2001）、岑运强（2005）等为代表。一类是部分地赞成而主张更全面、辨正地看待的，以许国璋（1988）、沈家煊（1993）、胡壮麟（1995，2009）、王寅（1999）、秦洪武（2001）、王艾录和司富珍（2001）、顾嘉祖（2001）、马壮寰（2002）、范文芳、汪明杰（2002）、张绍杰、张延飞（2007）等为代表。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多数在一定程度上赞成任意性又主张语言符号具有象似性、理据性，多以複合词、派生词的构成和句法结构为对象来论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其中少数学者进而主张该把象似性（而不是任意性）看作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另外，也有坚决反对任意性的学者，以李保嘉（1994）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