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朝圣山学社社员中有很多人身居要职，其中包括：前西德总理路德维格·艾哈德、义大利总统鲁伊奇·伊诺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伯恩斯、美国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英国外交部长杰弗里·豪、义大利国防部长安东尼奥·马提诺、智利财政部长卡洛斯·卡瑟斯、纽西兰财政部长鲁斯·理察森和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八位学社社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迪格勒、莫里斯·阿莱斯、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和弗农·史密斯。隆纳·雷根1980年竞选顾问团的76位经济顾问有22位是朝圣山学社社员。第一位加入该学社的来自大陆的经济学家是邹恆甫（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他于2008年受该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大会组委会主席邀请加入。

书

凡是游览过朝圣山的人都会立刻被这里令人摒息的壮观的景色所陶醉。从广阔的走廊可以眺望到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Dents du Midi，这里是个半农业地区，不仅适合于沉思默想，也适合徒步旅行。从火车站步行10分钟，站在农田中，环绕着奶牛和郁郁葱葱的绿草。事实上，最初的会员，包括哈耶克，都热衷于远足和爬山。

Pelerin 是法语朝圣的意思。与会的美国记者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评论说，“朝圣常常是对他们希望达到哪儿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儘管朝圣者对如何达到这一目标通常有不同看法。他们一般也不知道旅途将碰到哪些麻烦。”这次也不例外。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与会人物来自方方面面，融合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经济学家与欧洲温和的自由市场主义者。讨论中的分歧是明显的，一类是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者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争论，另一类是有神论者（theist）与不可知主义者的分歧（agnostic）。1984年，学社在英国剑桥开会，达文波特会心地笑了，因为他发现，朝圣山学社会员（Pelerinians）已经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唯一的例外是上帝与黄金（金本位制）。

学社创始会员包括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还有Wilhelm Rpke，他与奥伊根（Walter Eucken）一起在1948年德国货币大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者则曾因反纳粹而在战争期间被盖世太保通缉。与会的还有哲学家卡尔·波普，美国记者Henry Hazlitt，伦敦经济学院的Lionel Robbins。新成立的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FEE)派出Leonard E. Read、F.A. "Baldy" Harper和V. Orval Watts参加。新兴的芝加哥学派与会者则有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Aaron Director、奈特（Frank H. Knight）和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

奥地利学派也出现在学社的第一次会议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掌门人当时是米塞斯，他也是从纳粹极权主义统治下逃亡出来的。他的观点与芝加哥学派和弗赖堡学派截然不同。

米塞斯是第一个论证社会主义由于缺乏价格体系而不可能正常运转的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0）一文中，他论证说，由于没价格体系的引导，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明智地配置其稀缺资源。米塞斯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毫不妥协的批判者，这种坚定立场使他与很多与会者发生冲突，尤其是在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上。

在米塞斯看来，由政府控制、建立的法定纸币基础上的货币制度是危险的，是对政府干预经济企图的妥协，相反，他主张金本位货币制度，由此与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发生了激烈论战。根据达文波特的报导，作为在金本位制下长大成人、并亲眼看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由于无限制发行纸币对经济的破坏力的人，米塞斯“未免有点过于尖刻地奚落了那些怀疑黄金作为交换中介及价值保存手段的效力的家伙。”

米塞斯也与那些乐意政府干预某些领域比如收入再分配的人士发生了冲突。这一论题引发了更为激烈的辩论，据弗里德曼说，在一次讨论会上，米塞斯愤而宣称“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退出会场。

朝圣山学社的遗产是丰富的。它有助于在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阴风差点熄灭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明灯的时候，使之得以继续大放光彩。会员中哈耶克、斯蒂格勒、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及其他四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还有很多人在劝告全世界的政府使其经济迈向自由市场理想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有人问如何评价学社的历史地位时，弗里德曼回答说“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的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它当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它的确发挥了作用。朝圣山学社在其50华诞之际，正在越来越强大，它为自己的会员拥有经济学领域中最出色的思想家而自豪。我相信，在其杰出的前辈们的激励下，他们将使明灯继续放光彩。

原题：The Mont Pelerin Society's50th Anniversary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Freeman, a publication of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June 1997, Vol. 47, No. 6. 本文初次发表时，Greg Kaza供职于密西根州众议院（第42区），兼任Northwood大学助教。

1.据弗里德曼说，最初出席会议的36人中，目前只有三人尚在世：美国的弗里德曼（已逝）和Aaron Director及法国的Maurice Allais。

2. Friedrich Hayek, Opening Address to a Conference at Mont Pelerin. 1947年4月1日,哈耶克在会议的第一天发表了这份致辞。收入哈耶克的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3. 同上。

7. 与会的其他人士包括：

Carlo Antoni, Rome;

Hans Barth, Zurich;

Karl Brandt, Stanford, Calif.;

Stanley R. Dennison, Cambridge;

Erick Eyck, Oxford;

H. D. Gideonse, Brooklyn, N.Y.;

F.D. Graham, Princeton, N.J.;

T.J.B. Hoff, Oslo;

Albert Hunold, Zurich;

Bertrand de Jouvenel, Chexbres, Vaud;

Carl Iversen, Copenhagen;

John Jewkes, Manchester;

Fritz Machlup, Buffalo, N.Y.;

L. B. Miller, Detroit, Mich.;

Felix Morley, Washington, D.C.;

Michael Polanyi, Manchester;

William E. Rappard, Geneva;

Herbert Tingsten, Stockholm;

Francois Trevoux, Lyon;

Miss C. V. Wedgwood, London.

各大学中译版本：

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

巴黎大学的Maurice Allais、

罗马的Carlo Antoni、

苏黎世的Hans Barth、

史丹福大学的Karl Brandt、

纽约大学的John Davenport、

剑桥大学的Stanley R.Dennison、

芝加哥大学的Aaron Director、

弗莱堡大学的Walter Eucken、

牛津大学的Erich Eyck、

芝加哥大学的Milton Friedman、

布鲁克林大学的H.D.Gideonse、

普林斯顿大学的F.D.Graham、

纽约的F.A.Harper、

纽约大学的Henry Hazlitt、

奥斯陆大学的T.J.B.Hoff、

苏黎世大学的Albert Hunold、

Vaud的Bertrand de Jouvenel、

哥本哈根的Carl lversen、

曼切斯特的John Jewkes、

芝加哥大学的F.H.Knight、

巴富罗大学的Fritz Machlup、

底特律大学的L.B.Miller、

纽约大学的Ludwig von Mises、

华盛顿大学的Felix Morley、

曼切斯特的Michael Polanyi、

伦敦经济学院的Karl R.Popper、

日内瓦大学的 William E.Rappard、

纽约的L.E.Read、

伦敦经济学院的 Lionel Robbins、

日内瓦大学的Wilhelm Ropke、

罗得岛的 George J.Stigler、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Herbert Tingsten、

里昂大学的Francois Trevoux、

纽约的V.O.Watts、

伦敦经济学院的C.V.Wedgwoodo

哈耶克发起召开“朝圣山学社”大会的目的，乃是通过鼓励诸多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就公共的和国际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而与学术专业化取向作斗争，一如他在1956年庆祝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落成二十五周年的庆典上发表题为《专业化的困境》（The Dilemma of Spe-cialization）的演讲中所指出的，“我们当然应当对那些思想成熟的学者致以敬意，他们为了从事可能是任何人都无力宣称完全胜任的工作，而甘冒极大的风险，无视专业化的一切藩离”（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and Economics，p.127）。哈耶克在“朝圣山学社”第一次大会上为大会构画出了两个核心论题：一是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之间的关係和自由经济政策方案的具体内容的论题；二是对反自由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展开讨论，前者否认人的能动作用并主张一种宿命论取向，而后者除了成功的标準以外否认任何道德标準的意义。

哈耶克

在此次大会上，哈耶克当选为主席，并在此后的12年中，一直担任主席。在这一期间，“朝圣山学社”在自由主义者中的影响颇盛而且成员也有了很大的扩展。在Hunold博士的帮助下，哈耶克几乎每年都在一个国家召开一次大会：仅根据1947年到1976年29年的记载，“朝圣山学社”就在12个国家先后召开了27次会议（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瓜地马拉、义大利、日本、荷兰、英国、美国和瑞士）。的确，在“朝圣山学社”的组织工作方面，哈耶克实际上完全依赖Hunold博士的努力，但是后来Hunold博士却越来越关注其他事物，最终使哈耶克认为与他丧失了合作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哈耶克认为有必要坚持他同Hunold博士一起辞职，为选择新的领导人提供空间；结果，哈耶克在1960年正式辞职，但同时又被选为名誉主席。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也曾在1970年到1972年间担任该学社主席。

在大约40多年的岁月中，“朝圣山学社”一直忠实信奉它自己所宣称的诸目标，没有採取任何行动，没有做任何公共性的公告，也没有进行宣传。

（摘自：邓正来着《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哈耶克传》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8章 朝圣山学社（1）

哈耶克一直非常在意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归根到底，他之所以进行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影响公共政策。1944年2月23日，他在剑桥对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会发表讲话《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说，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不应当直接追求当下的轰动和对公众的影响”，而为了“做好事”“企图”通过权势“获得影响力”，这正“是思想上妥协的根源之一”。从这段话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他对如何最有效地获得影响力的技术性观点，也可以看出他一直深切地希望获得伟大的影响力。他相信，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如果致力于创造知识而不去从政，他们做出的贡献将会最大。

早在1933年春天的一份备忘录中，哈耶克就把纳粹等同于社会主义。他本来想帮助英国政府对抗德国的战争宣传，但被拒绝了，这一想法就是来自于利用自己的知识的力量去实现美好目标的决心。战时他也通过罗宾斯满怀信心地向英国政府建议，战后应当创建一所社会研究学院，用来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不过，他的建议无人考虑。

哈耶克开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时，并不仅仅针对纳粹德国，像后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本书是将纳粹德国与苏联相提并论的。事实上，在本书四年后再版时的一篇后记中哈耶克就提到，他最初写作《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要反映纳粹德国、苏联（当时两国是策略性盟友）这些东方的极权主义强国，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斗争。不过，由于1941年6月德国入侵俄国，俄国后来与英国结盟，他就没有怎幺从负面涉及苏联。由于苏联压制不同意见，所以哈耶克认为，苏联比纳粹德国还恶劣。

在对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会宣读《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后五天———英国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不到两周———哈耶克又对国王学院政治学会宣读了另一篇论文《历史学家与欧洲的前景》。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讨论了历史学家在“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历史学家是指“一切认真研究社会的人士”。他跟很多人一样担心德国会重新走向极权主义，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他将这篇论文广泛散发给很多学者及其它方面的人士，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成立朝圣山学社的最初想法。

哈耶克最初的想法是组织一个学会，让德国学者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中来，跟他想成立一个学院重新教育德国领导人的想法同出一辙。拟议中的这个团体的伦理标準是决心“献身于真理”，坚持“普遍的道德标準也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从德国的经验看，这些信条可决不是陈词滥调。哈耶克也提出，这个团体应该对“最广泛的政治理想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包括“一致信仰个人自由的价值，对民主制度持肯定性态度，但也不是迷信它的教条形式，最后，要一致反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管是来自右翼，还是源于左翼”。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中说，他的目的不是“恳请让大家对一项明确的构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建议，供大家批评”⑦。

在随后的三年中，构想中的这个学会的具体结构一直在变，但其基本目的没有变，哈耶克也一直是其推动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气之后，在各地旅行期间，结识了很多跟他具有相同观点、但在当地环境中相当孤立的人士。所到之处，他几乎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看法是完全孤立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们交流”。这让哈耶克产生了召开一次会议的念头。由于战时旅行受到限制，由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动荡，多年来，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见面的机会非常有限；当然，由于技术进步，这种联繫也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

1938年4月，巴黎曾经举办过一次会议，讨论与会者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危机”。这次聚会被称为“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讨论的重点是李普曼在1937年出版的一本书《美好社会》，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它23位学者与会。这次会议或许可以算是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一次预演。会议结束的时候，计画成立一个“振兴自由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由哈耶克负责组织该机构在英国的分部。不过，1938年8月，成了这个国际性组织的计画泡汤了。

战争结束后，还有其它一些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者要想搞某种国际性聚会，但只有哈耶克的想法结出了果实。他最初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国际性学会，让德国学者重返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后来的目的变为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儘管如此，哈耶克觉得，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伊根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并成为会议的“明星”，也是这次会议的一大成就，因为这“多少有助于德国学者重返国际舞台”。

当时，另一位学者也在非常积极地提议召开一次自由主义学者的会议，他就是奥伊根的同事威廉·勒普克。跟奥伊根一样，他也属于经济学中的弗赖堡学派成员，该学派对于西德战后走上自由市场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争岁月，勒普克都流亡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30年代后期，米塞斯曾在那里任教，哈耶克也曾在那里发表过《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的演讲。跟哈耶克一样，勒普克也在战后向很多志同道合者和参加过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的人士散发了一篇文章，呼吁召开一次自由主义者的国际性会议。勒普克提议，自由主义学者除了定期举行会议外，还应该出版一本自由主义学报———这件事后来在朝圣山学社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而要实现他的计画，需要筹措一大笔钱。

据理察·考奇特的记载，跟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有关係的瑞士商人阿尔贝特·胡诺尔德博士邀请哈耶克于“1945年11月给苏黎世大学学生髮表演讲，并宴请哈耶克与一群瑞士实业家和银行家，席间，哈耶克告诉他们，他计画召集一批跟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讨论并重新界定自由主义。哈耶克提出，‘如果要让这样一批人聚集到一起，在瑞士某个旅馆住上一个星期以讨论基本的理念，就需要大家经济上帮帮忙’。胡诺尔德和几位商人许诺从财政上支持这个计画，决定把原来準备给勒普克用来出版期刊的资金拨给哈耶克，因为他们发现，勒普克的计画成本太高了。1946年一年，哈耶克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试探，在胡诺尔德的财政和道义支持下，他决定于1947年春天在瑞士实现召开一次会议的梦想”。

会议于4月1日到10日在瑞士靠近韦维市（Vevey）的朝圣山举行。哈耶克深信观念的力量，在会前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如果要使欧洲不再陷入“另一种奴役之中，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思想、知识努力。我们必须对我们穷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社会组织的重大原则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予以深刻理解。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训练一支为自由而战的军队。如果面对压倒性的公共舆论，我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努力地去塑造和引导舆论，那幺，我们的事业就决不是毫无成功希望的。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强调说，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必然是长期的努力，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当下的实际效果，而是追求一种信念，如果我们想避免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再次降临，这种信念就必须重新占据优势”。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团结起来，推进他们的愿望，人类就必然要坠入又一个千年黑暗中。“除非我们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基础再次成为一个被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除非我们能实现这一将挑战我们中间最聪明的天才人物之才智和想像力的任务，自由的前景确实会非常暗淡。但如果我们能够像自由主义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相信观念的力量，则我们不会输掉这场战斗。”

来自10个国家的39人参加了朝圣山会议———其中17人来自美国，8人来自英国，4人来自瑞士，4人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义大利、挪威、瑞典和西德各有1人参加。这份名单其实并没有完全反映出这群人的多样性，因为有几位与会者，比如米塞斯（他这时执教于纽约大学）、波普（在伦敦）和哈耶克本人原籍都在中欧。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人士，后来有4人———占到与会者人数的10%以上———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莱斯。

根据会议的议程，首先是哈耶克对这次会议的目的作了一份报告。在开幕致辞中他特彆强调指出：“在我期盼已久的这个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对你们大家的强烈的感激之情却变得有点缓和了，一方面是因为，我竟然鲁莽地将这一切付诸实施了，对此我觉得非常惊讶，另一方面又因为，让你们耗费这幺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你们可能觉得过于荒唐的试验，由此带来的责任，也让我惊恐。指导我从事这一切的基本信念是，如果我认为将我们团结一致的信念———即自由主义，儘管这个词已经遭到太多歪曲，但仍然没有比这更好的词———要想获得复兴，我们就必须承担起一项艰巨的知识使命。”跟平常一样，他强调的仍是知识人士。

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有《“自由”企业还是竞争秩序》、《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政治教育》、《德国的前景》、《欧洲联邦的问题与机遇》及《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据后来担任朝圣山学社主席、并为朝圣山学社撰写历史的马克斯·哈特威尔说，哈耶克“觉得有必要解决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嫌隙”。

弗里德曼被选入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执委会，参加这次会议是他第一次到欧洲的旅行。哈耶克追求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与会者中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家等等（不过哈耶克后来觉得，朝圣山学社中经济学家太多了）。他坚持，会议一般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他相信，向社会开放会妨碍观念的自由交流。这种政策导致《芝加哥论坛报》在会议开幕第三天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七国秘密会谈筹划自由之战》。文章报导说：“在开幕式上，曾经就是否向外界公开的问题进行过辩论。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后，会议决定谢绝媒体採访，并指定一个六人委员会起草一份声明，将其交给到处打探讯息的记者。哈耶克博士谈到会议的时候非常谨慎，根本没有任何信息。至于为什幺搞得这幺神秘，原因无人知晓。”这篇文章错误地说，哈耶克曾担任过“邱吉尔的经济事务顾问”，一段的标题是《邱吉尔的顾问作出解释》———这是因为，艾德礼曾经提到过哈耶克，到现在，人们还记得那档子事。

阿伦·迪莱克特回忆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人物”。罗宾斯起草了《目标的声明》，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被接纳为本学社的指导方针。弗里德曼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谁能比罗宾斯更好地和那些负责起草声明的人们中间的分歧了。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讨论这件事，并试图起草一份声明，后来此事莱昂内尔接手，结果很快就起草出了我们大家都认可的声明。”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8章 朝圣山学社（2）

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它公共事务研究者……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展开了讨论。我们……就一系列目标达成了共识，特声明如下：

文明的诸核心价值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地球上的广大地区，维繫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的根本条件已蕩然无存。在其它一些地方，这些基本条件也处于当前政策取向的威胁之下。专断权力的扩张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个人的和自愿性社群的核心地位。甚至连西方人最为珍视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遭到某些信条之扩散的威胁———这些教条在其处于少数地位时声称享有被社会宽容之特权———它们千方百计欲获取权力，以使自己可以压制和扼杀与自己观点不合的所有观点。

本学社成员认为，这些趋势是随着某种否认一切绝对的道德标準的历史观的发展及种种质疑法治之可取性的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本学社成员还认为，这些发展趋势也是随着人们对私有财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之式微而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所保障之分散的权力和广泛的创造精神，我们无法构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有自由……

本学社不会进行宣传，不企图创造某种正统，不会结党，也不会与任何一个或多个政党结盟。其惟一目标是推进那些有志于加强自由社会之原则和实践、并研究市场导向之经济体系的运转方式及其优劣的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观念交流。

第一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与会者同意，应该继续召开这样的会议。于是就创建了一个常设学会。应当强调的是，学社的目的并不仅仅提供思想上的交往，哈耶克曾说过，“我们更得彼此学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不同方向努力推动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曾经反对哈耶克将这个即将成立的学会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回忆到这件事，哈耶克说：“一个有意思的插曲跟奈特有关。当我决定召集朝圣山的这次会议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一个永久性社团，我提出建议，可以用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人物的名字，将其称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弗兰克·奈特最坚定地表示反对，‘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而他最终彻底驳倒了我的想法，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行。”考奇特报导说：“只有很少几个人支持哈耶克最初提出的‘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柏克和斯密的名字来命名。”

1947年11月6日，学社正式成立，就简单地称为朝圣山学社。哈耶克担任主席，瓦尔特·奥伊根（西德人）、约翰·朱克斯（英国）、弗兰克·奈特（美国）、W．E·拉帕尔德（瑞士）、雅克·吕厄夫（法国）任副主席。胡诺尔德是秘书，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筹措资金、组织管理等工作。他后来与哈耶克及学社中的其它成员、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发生了分歧。学社决定两年后举行第二次会议，后来在瑞士的塞利斯堡（Seelisberg）举行。

尤其是在学社成立初期，英国的与会者中，大部分来自伦敦经济学院，而美国会员则大部分跟芝加哥大学有密切关係。在英国，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会员人数也格外地多，而在美国，设在纽约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EE）有四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除了胡诺尔德的企业协会之外，美国的威廉·沃尔克慈善基金会（它后来资助了哈耶克和米塞斯在美国大学中的教学岗位）和英国的国际自由主义交流网路?鄢也为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

哈耶克把朝圣山学社的创立视为一项真正重大的成就。他后来曾经以非常少见的自豪口吻说“我觉得我有资格说，朝圣山学社的创建和第一次会议是我的主意”，而第一次会议和学社的创建标誌着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复兴。美国人给了我莫大的荣誉，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但我本人则相信，知识分子开始真正严肃地致力于复兴个人自由、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自由观念的活动，始于朝圣山学社的创建，即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