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公布的这一批《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有什幺内容和特点，以及中央档案馆在接下来发布相关档案方面有什幺安排？

[李明华]这次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笔供，包括原文、译文，并把提要翻译成了英文。从笔供内容来看，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主要有：策划、推行侵略政策、製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进行人体活体试验、屠杀掠夺资财、毁灭城镇、强征慰安妇、强姦妇女，驱逐和平居民很多违反国际準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种种罪行，很多罪行令人髮指，甚至可以说是兽行。中央档案馆一直很好的保管这些档案，目的有两个：一是把这些档案适时的通过各种方式公布出来，提供给社会各界来利用，让人们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同时，也要把这些档案很好的保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使用。为了很好的保存这些档案，我们在收集、整理、鉴定作了很多的工作，2014年7月3日开始公布45个战犯的笔供，一天上网一个，45天完毕。正在着手进行没有被判刑的1017名日本战犯的笔供，他们没有被判刑并予以释放，在侦查起诉过程中，他们每个人也都是有笔供的，是当时作了中文的翻译，正在着手整理这些档案。公布完这些以后，按照我们的安排，因为数量非常之大，加以整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公布。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我们中央档案馆馆藏侦查起诉、处理日本战犯的档案，仅仅就战犯的笔供而言，数量就将近有20万页（日文的原文和中文的译文）。

李明华介绍称，这是45名战犯罪行自供内容首次上网，也是公布得最全的一次，没有做过删节处理。只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对其中受到性侵犯的女子姓名做了虚化。

此次公布的内容是战犯笔供的原貌，而不是编辑和整理的文字版。李明华说：“笔供用扫瞄器扫描，原来什幺样子就是什幺样子。之所以公布原貌，就是表明这些笔供是战犯本人写的，经过他本人签字，不容否认。”

在网站刊登的罪行自供，除了原件和译文之外，还有中英文的内容摘要，计画一天网上公布一个，45天公布完毕。馆方正在着手整理没有被判刑并予以释放的1017名日本战犯的笔供，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公布。

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日本战犯笔供有近20万页，这45名战犯的档案大概有6000多页。

日本首相安倍上台后，在右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14年7月1日，安倍政府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意味着日本在对外使用武力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为何要在这样的时刻，公布45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自供？

2014年7月3日，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表示，日本安倍内阁上台后，公然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发布这些内容，是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日本侵华种种恶行、暴行、罪行的谎言，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

“我们这次发布这些档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滔天罪行的铁证。”他说，我们的目的在于牢记历史、以史为鉴、珍视和平，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防止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李明华表示，我们档案工作者搞档案的开发、公布、利用都是有计画的，每年都有工作计画。2014年在计画公布日本45个侵华战犯罪行自供的时候，当时就考虑选一个什幺时间公布。“我们觉得在这个时期公布是有意义的”。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金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战犯的亲口供述和亲笔笔录，是有力反击日本右翼的武器。“面对日本安倍政权的右倾化，这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侵略者自己留下的罪证。我们应该开发好，利用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年7月3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介绍中央档案馆在网际网路上公布《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的有关情况。李明华表示，中国档案馆保存很多日本侵华档案材料，仅吉林省档案馆就有10万卷，2014年7月4日前已公布89卷。2014年7月4日前吉林省档案馆分8组公布了89卷日本宪兵队、满洲银行在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方面的档案。

新华网长春2014年7月5日电（记者宗巍、李汶羲）吉林省档案馆向外界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档案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发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欺骗性移民政策，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措施。

档案显示，日本移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利诱之下，承受着移民侵略带来的极大痛苦，成为日本移民侵略政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1939年的《通信检阅月报（五月）》中记载了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军次发给广岛市的井本里子的一封信，其中写道：“移民团到达目的地几天后知道了一切，感觉梦幻破灭了。”

档案中记载，日本青年在加入移民队伍后，生活困苦，如果偷跑还会被射杀。1939年《通信检阅月报（五月）》中记载了牡丹江市的村田八郎发给京都府的大江康夫的信件摘抄：“由于工作非常辛苦，偷偷逃跑的人会被用枪射杀，实在觉得非常不合情理。这件事往大了说就是国家的问题。”

另一份1940年《通信检阅月报（五月）》的档案中记载了北安省的出川久二发给吉林市的小池敏郎的信件摘抄。出川久二记录了自己从“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脱身后自由愉悦的心情：“将那种像野狗一样活着的生活彻底抛弃掉。”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胜表示，日本在1937年实施“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画”，掀起了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高潮，企图对中国东北永久占领，进而实现吞併中国及远东地区的战略图谋。

新华网长春2014年7月5日电（记者宗巍、赵梦卓）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侵华日军档案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部分日本军人厌战怕死情绪强烈，迫切“想回家”，甚至“想自杀”。

1943年《通信检阅月报（二月）》中记载了日本军人立岩幸子十分厌倦军队生活，如果有机会想结束29岁的生命。他在信中写道：“我已经十分厌倦这种乏味的军队生活了，常常会陷入深深地沉思之中。”

又如在《通信检阅月报（七月）》（1939年）的档案中，提到“不想上前线了”“带着防毒面具非常痛苦，不如死了痛快。军队简直就是地狱”“一想到要在军队度过一生就感觉非常遗憾”等内容，记录了日军士兵强烈的厌战心理。

在另一份1940年的《通信检阅月报（六月）》中，身在天津市的吉田在信件中提及军队生活很枯燥，十分讨厌军队生活。“每天都要从事枯燥的军务，加入军队是很无趣的，在进行教育的时候要穿着高筒靴，而且还会被扇耳朵，我现在正在值班，实在是很无聊，军队里没有自由，所以现在是无望了，我十分讨厌军队生活。”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立峰表示，日军“家书”中透露出的强烈厌战情绪，有力证明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日本军人也深受其害。

这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央检阅部1939年《通信检阅月报（七月）》的扫描件（7月1日摄）。其中记录了该年6月石井部队作为特殊秘密部队到前线作战的史实，信中泄露了日军在诺门罕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战的情况。根据吉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的一批侵华日军遗留档案的研究成果，日军曾在1939年对苏联的诺门罕战争中使用细菌战。 （新华社记者林宏摄）

中国首次在北京发现日军细菌战影像证据

新华网北京2014年7月4日电（记者梁赛玉　岳瑞芳）一批记录日军华北甲1855部队的老照片在拍卖行成交。专家称这是国内首次出现这只北平细菌战部队的影像资料，对日后研究有重要价值。

据史料记载，1939年，该部队以“防疫给水”的名义在北京天坛神乐署驻扎。与731部队一样，该部队培养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等恶性传染病菌，进行了大量人体实验。战后日军迅速销毁了全部资料，这支部队一直鲜为人知。

某拍卖行影像部经理李欣介绍，这批总数为165张的照片被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人拍得，“他是以研究为主导，研究的结果将来会反馈到社会，也算一件好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武月星认为，这次发现的照片可以填补国内对日军驻华北部队研究的空白。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忠厚研究日军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已近20年。他说，日军华北甲1855部队在华北地区还有多个分支机构，山西、济南的分支机构还有少量零星实物资料，唯独北京本部没有留下任何实物、资料，这些照片的历史意义非常大。

对于照片中并没有明显的日军进行细菌实验或者人体实验的内容，谢忠厚解释，日军当时进行的实验非常机密，职位较高的军官才能看到，并且要求“阅后即焚”，日军纪律严明，这位中尉很可能不敢拍摄。但是能有这支部队的活动照片也难能可贵，可以佐证当时的日军细菌部队存在。

和该细菌部队照片同时现身拍卖行的还有一系列日本在华侵略活动的影像资料，都是某拍卖行陆续从国内外藏家手中收来。

对于準备该专题的原因，李欣说：“之前反映战争的多是影视作品，而且都是反映战争惨烈场景的，我们希望能有新的视角，用影像这种新的语言来呈现这段历史。作为民间组织，我们更有责任从文化、从历史层面梳理。”

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的部分笔供原文和铃木启久笔供的中文译文。

此次公布的铃木启久的笔供原文档案共有38页，笔供当时的中文译文档案共有33页。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央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取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档案，首次通过网际网路向社会全文公布，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犯下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暴行。新华社发（中央档案馆供图）

他供称自己杀害了5000多名中国军民，还曾经引诱妇女做慰安妇、命令士兵散布霍乱菌、将孕妇剖腹、製造无人区等罪行。

“1942年10月，对滦县潘家戴庄1280名农民採取了枪杀、刺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800户的房屋。”这是昨日公布的第一名日本侵华战犯铃木启久的一条自供。

铃木供述的部分罪行

根据国家档案局网站提供的摘要，铃木称“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中央档案馆2014年7月5日公布了日本战犯上坂胜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上坂胜1954年7月笔供，他1892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34年3月－1941年11月，在台湾任步兵联队的队副、大队长，军阶为少佐、中佐。1945年6月任陆军第59师步兵第53旅少将旅长。同年8月20日在朝鲜鹹兴附近被苏军逮捕。

“1942年2月间，我任步兵第163联队联队长，在河北省保定县盘踞的时候”，把“逮捕、监禁的中国人约有20名”，“用斩杀、刺杀等方法进行杀害”。“3月左右”，“因京汉铁路望都站和清风店站中间地区约10公尺的铁轨被拆去”，“捉了10余名嫌疑者，经拷问而杀害3、4名”。“5月左右”，“望都附近的铁路沿线（望都西方约1公里）的一所炮楼发生被八路军急袭遭覆灭”，“拷问了居民30名，杀了通谋者6名，并将接近炮楼之3栋民房放火烧之”。“6月左右”，因在望都又发生炮楼被八路军袭击遭覆灭的事情，“拷问了很多的居民，杀害了5名通谋嫌疑者，并烧了数栋民房”。

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战中，于河北定县东南22公里处，“我指使第1大队杀害了八路军战士、居民约达800人以上”，“使用了赤筒和绿筒的毒气，受到机枪扫射的不只是八路军战士，而迷失逃跑路途的居民也被射杀了。又在村里进行了扫蕩，向逃入很多居民的地道里掷入赤筒和绿筒的毒气，以至窒息，或者是对感到痛苦而逃出的居民，即施以射杀、刺杀、斩杀等残酷行为”。冀中“侵略作战的结果，给与中国人民的损失是：杀人约1100名，破坏房屋10栋，烧毁3栋，把450栋的房屋掠夺使用了10天的时间，并酷使中国人民240名修筑8个炮楼（约10日间）”。

1943年春，在河北行唐西北方山区，第2大队共“杀害八路军和居民约250人，烧毁房屋约50栋”。“各部队（前记行动间在各道路行进时之先发部队）将居民组成探知组，指使他们在前头走踏地雷而虐杀。”

1944年5月，在河南嵩县，因一士兵失蹤“逮捕了居民十数名，并杀害了5、6名及烧了十二、三栋房子”。 1945年6月，在河南“由淅川向西峡转进”期间，“带着俘虏同行（我想大概有50名左右），后至豆腐店南方地区，益感前进困难，我命各部队‘务必将累赘之俘虏杀掉’”，“全部俘虏皆被杀害”。

据藤田茂1954年8月笔供，他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38年8月到中国山西参加侵华战争，任陆军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3月任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在朝鲜鹹兴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8年8月，在山西河津逮捕住民6名，“讯问这些被逮捕的人民时使用拷问、殴打等方法手段且杀害了”。

1938年11月，在山西运城东北40公里的三路李村，“搜寻屠杀了多数三路李村住民”。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 。‘刺杀比枪杀有效果’”。1993年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了俘虏”9名。1993年8月15日，在山西泽州，“我让把8名俘虏交给第1中队，把9名交给第2中队作为教育材料刺杀了”。

1944年3月—1945年4月，任骑兵第4旅团长期间，“瓦斯弹：使用74发（绿弹）”。

1944年4月10日， “我在归德旅团司令部，召集各队长，命令”“使用瓦斯弹的许可权给予联队长，在此作战期间，骑炮1门携带20发瓦斯弹，联队炮1门携带10发瓦斯弹”，“俘虏儘量在战场杀害，算入‘战果’”。

1944年5月2日，在河南许昌西南10公里的黄旗卫村，“刺杀俘虏4名”。

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洛阳，“击毙中国人民12名（1名是妇女）”。

1944年10月26日，在河南太康附近，“拷问杀害中国人民6名”。1944年12月16日，在黄河北左岸归德北方地区，“拷问杀害中国人民11名”。

1945年3月27日，“在竹林桥北200米的邓县——老河口道上的约50户村庄，把合住民，连老人、妇女、小孩，……屠杀了这些住民”。同日，“在马屈山攻击使用了瓦斯弹”。

1945年5月9日，在山东沂水西北25公里的石桥“杀害很多中国人民”，“放火，全部烧毁石桥村”。同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攻击在豪山的八路军时，“使用了瓦斯弹、瓦斯筒”。“为了预防遭受八路军所埋设的地雷之害，则称谓领路，使十几名人民先行的事实是使令实地趟地雷了”。

1945年6月，“在济南的虐杀俘虏”，“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在1945年6月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

“停战后的处理。（1945年）8月17日召集各大队长命令如左：1.销毁各种档案（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尤其湮灭对共产党弹压的证据），2.埋没特种弹（瓦斯弹、烧夷弹、发烟弹、曳火弹、及一部分信管），3.销毁防毒面（具）……”。

新华网北京2014年7月6日电　中央档案馆2014年7月6日公布了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笔供，他189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32年9月到中国参加侵华战争，任关东军第10师团步兵第63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1945年7月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第39师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23日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2年10月，“我于佳木斯驻防期间”，“当做密探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国人民约30名”，“其中经拷问后杀害了抗日战士15名，人民6名”。“在佳木斯东北方约10公里之村庄，”“对战场村庄的人民给予了损害，依照我的命令杀害5名”。

1940年8月，在浙江莫乾山，“我的部下大队在战斗中曾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即国民党军——编者注）战士莫大的损害”。10月，在浙江诸暨，“杀害了重庆军战士约600名，在这里边包含战斗中重伤者和被战士杀害的俘虏推测约40名。这个罪恶是我平常教育须杀害这些俘虏的结果。又各大队在战斗中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战士很大的损害”。

1941年1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挥的第1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杀害的约7名”；第2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之后杀害的约9名”；第3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5名，拷问杀害的约8名”。

1943年12月，在“荷兰领属东印度安汶岛”，“强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亚妇女十数名，设立一个慰安所，供给日本兵士之用，这是对印度尼西亚妇女重大的侮辱行为”。

1944年6月，在从浙江金华向衢州作战中，“杀伤人民约50名”。

1944年12月－1945年5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军及抗日团之密探嫌疑者共约90名，在调查拷问之下共杀害约30名”，“于步兵联队宣抚班，也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的宣传，在其行动中虐待人民，其中杀害约6名”。在湖北当阳，“对奋起正义行动的多数人民，殴打虐待致杀害约20名”。“为了教育刺杀练习试斩等使用，惨杀了俘虏5名”。“师团于湖北省驻防期间，在当阳从以前就设立的日本人经营之慰安所，使之供给日本军队慰安，师团对此经营予以支持。该慰安所里有中国妇女十数名，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战争，而陷于生活困苦，被强制的收容从事贱业。我想在宜昌、荆门也有和这同样的慰安所。”

1945年1月，在湖北当阳，“杀害了俘虏约5名”。“师团将各部队军官召集到当阳，进行毒瓦斯教育之际，把2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为试验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师团军医部，把4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进行毒瓦斯效力试验而虐待，终于把他们都杀害了”。

1945年2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马山屯“杀害了中国无辜人民约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战期间，“杀害重庆军战士约3500名（于此之中，包含杀害俘虏若干名）”，“杀害中国人民约200名”，“强姦的中国妇女数字约50名”，“烧毁民房约200户”。“为了隐匿师团之作战企图”，“阻止了3名人民通行，并杀害之外，于其他村庄道路等，逮捕虐待人民，杀害十数名”。“在南漳方面作战中，发现由中国人民4名用担架搬运2名负伤的重庆军战士中，便将该负伤战士2名杀害，并将逃跑的搬运中之人民4名也射杀了”。“各步兵部队于攻击战斗期间，使用毒瓦斯及炮兵发射瓦斯弹，给予重庆军损害”。

另：

1932年9月－12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5名，平常时约8名，计约43名”。

1934年3月－12月，“杀害人民：约10名”。

1936年3月－1937年5月，“杀害人民：约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4名，计约27名”，“强姦妇女：平常时1名”。

1942年12月－1944年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1名（以外负伤约15名），计约24名”，“糟蹋妇女（慰安所）：十数名”。

1944年2月－1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50名”，“平常时约2名”，“强姦妇女，1名”。

1944年12月－1945年8月，“杀害俘虏：作战时约6名，平常时做刺杀教育用约5名，试验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它5名，总计约22名”。“杀害人民：‘作战时约204名’，‘平常时约65名’。‘计约269名’。‘强姦妇女，作战时约50名（推测数）’，‘平常时约17名（包含慰安所）’，‘总计约67名’”。

2014年7月7日，国家档案局网站发布了第5名日本战犯长岛勤的笔供。

长岛勤1955年5月笔供称，其于1888年出生，日本埼玉县人，1938年12月到中国并任日军“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员。1942年4月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长，1943年6月至1945年4月兼任“济南防卫司令官”。1945年8月22日，在朝鲜鹹兴被苏军逮捕。

1942年5月—6月，在山东，指挥部队参加“泰(安)莱(芜)蒙(阴)作战”，“结果杀人：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20名，烧毁破坏民房是100余间”。

1943年5月中旬，指挥部队参加“鲁中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30名、和平人民20名，逮捕抗日军人380名，烧毁破坏民房20余间”。

1943年6月，指挥部队参加“东临道作战”(聊城县北方地域)，“结果杀害抗日军60名，和平人民30名，俘虏250名”。

1943年7月—8月，指挥部队参加“十八夏南太行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30名，抓俘虏30名。”

1943年9月，指挥部队参加“三教堂作战”(禹城、济阳、临邑)“结果杀人抗日军60名、和平人民10余名”。

1944年3月—4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春衣剿共作战”(莱芜、长清、历城、齐河、章丘)，“结果杀害抗日军210名、和平人民70名，烧毁民房300间”。

1944年6月—7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270名、和平人民160名，掠夺小麦5700吨”。

1944年8月—9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120名、和平人民70名，逮捕和平人民250名，掠夺花生油1000篓以上”。

1944年9月—12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秋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90名、和平人民110名，烧毁破坏民房200余间”。

1945年1月—3月，指挥部队参加“二十春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410名、和平人民230名，破坏烧毁民房300余间”。

1945年5月，指挥部队参加“秀岭一号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80名、和平人民210名，烧毁破坏民房1000余间”。

从1942年4月至1945年7月，“进行了大小15次（的）作战讨伐，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烧毁破坏房屋2220间以上，逮捕了抗日军970名、和平人民250名，掠夺粮食6000吨，酷使强制劳役12万工（作）日”。“每次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採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暴杀、烧杀、绞杀、瓦斯杀等及其残忍的虐杀手段，又常常杀害俘虏”。“1945年2月上旬，111大队在我的命令下，行动中在东阿县马家海子刺杀负伤俘虏7名。1942年7月，110大队在莱芜县九顶山，用瓦斯弹杀害和平人民老幼15名”。

国家档案局网站2014年7月8日发布了第六名日本战犯船木健次郎的笔供。这份1954年5月至6月的笔供显示，其1897年生于日本富山县，1937年12月到中国东北并任第4国境守备队步兵少佐大队长。1943年8月回日本，又到朝鲜。1945年6月任第137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8月15日被苏联红军俘虏。

“我大队由于团长命令对村庄进行覆灭的事也有过数次，其年、月、日、地点等没有明确的记忆。即于东斋堂南方15公里的地点，一处约15户。于东斋堂西南方20公里地点，一处约15户。于东斋堂西北方20——约30公里地点，一处约有15户。”

“1941年8月份，对宛平县西南方地区之旅团作战”，“旅团预备队把一个村庄(东斋堂西南方约45公里)烧毁了，其户数我记得约15户。”

“1943年4月份，对宛平县南方地区之旅团作战”，“旅团预备队把该地区(东斋堂西南方约60公里)的村庄烧毁了数个” 。

“关于奴役居民的事项”，“记得构筑了可容卫兵7名至20名用的小阵地约6处，为此而共需要了1500人次。又因为要加强修补既已构筑的阵地，从东斋堂开始我想约有3个地方，共需人员约1000人次。”“为了经济封锁而构筑‘遮断壕’”，“实际上建筑了壕的部分约有15公里左右。因此每日需要劳动力约1000至2000人，需要时间约一个月。”

“关于使用毒瓦斯。没有发给我大队毒瓦斯，但是发过赤筒。我想时期是在1942年。旅团兵器部发给时，大队兵器系军官对我说明赤筒是属于毒瓦斯的範围内的。发给赤筒数量不记得了，我想是大队平均分配给各中队了。至于各中队如何使用了详细的事情记不清了。”

中央档案馆2014年7月9日公布了日本战犯鹈野晋太郎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鹈野晋太郎1954年8月笔供，他1920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41年4月－9月作为日本第39师团第232联队士兵到湖北汉口，其后回日本。1942年4月－1945年5月，在湖北任第232联队任职。1945年5月任第232联队设营军官。同年8月被苏军俘虏。

重要罪行有：

1941年5月10日，在湖北省荆门县南桥铺西北方约30公里处，“侵入民宅，对1名中国人民强制要锅的时候，正有2小队长田中中尉走过来问‘乾什幺’，我告诉他说‘中国人民说锅早就被日本军掠夺去了’，田中说，‘他不听话把他杀了’”，“致使田中将该人击毙”。

1942年5月下旬，于湖北钟祥县郭刘湾，“将该村中国人民房屋10栋（30间）放火全部予以焚毁。”又“将该村居住的中国农民1名，加以逮捕（40岁左右，男），以新四军战士的嫌疑者为藉口，我命令部下分队长中田伍长，进行灌水刑讯后，我将他砍杀”。

1943年2月－3月，在湖北省当阳县仙人砦尹家西侧，“放射小赤筒及中赤筒（都是喷嚏性瓦斯，放射量不详），使抗日军陷入混乱后，用步枪、炮射击而挫折了正义的反击，整个期间屠杀了200名战士”。

1943年4月上旬，在湖北省宜昌县天宝山，“有侵占该地的8中队所逮捕该地居住的中国人民农民3名（都是25岁左右），我用手枪打死2名，另1名指使同时撤退来的7中队岩左见习士官用手枪打死”，“嗣后又有7中队逮捕来的2名抗日军战士及居住于该地的中国人民农民8名，我命令同来的7中队4名士兵，‘太累赘了，将他们杀掉吧’，交给了2大队配属工兵中队，将他们手脚绑起来扔入掩体壕内一起将他们炸死”。

1943年4月下旬，在湖北省当阳县窑岭包，“对在该地大腿部受伤卧倒在地上而痛苦着的抗日军战士1名（25岁左右）进行了刑讯后，命令部下梅崎次郎上等兵用步枪向头部射击予以击毙”。

1943年10月下旬，在湖北省当阳县，“以熊家坡村及该地东侧高岗做为目标，我投射了50颗中赤筒（喷嚏性瓦斯)”，“使该村约20栋的住户百名以上的中国人民遭受被害”。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县，“逮捕了1名抗日军辎重连战士（25岁左右，所属13师和18师），将被害者手足绑上，身上背着迫击炮弹匣一箱没有动，就那样的踢入小河内淹死了。”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松滋县米积台南方约5公里的某村”，“刑讯了住于该地的中国人民农民1名（40岁），因灌水刑讯将他灌死”。

1943年12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县仁和坪，“捕来在该地居住的中国人民农民1名（40岁左右），我先用10公寸粗的方木插入脚和腿的中间，以使其跪着的方法进行了刑讯，后更用扁担向腿及脚殴打的方法进行刑讯，因膝盖关节脱节、大腿骨打断而致死”。

1943年12月23日夜间，在湖北省松滋县，“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总计20栋（60间）。”

1944年3月，在湖北省当阳县，对“逮捕送来的抗日军情报员嫌疑者1名（40岁左右）”，“命部下浜田康男兵长用上大挂的方法进行刑讯，他两臂第一关节的皮肤破裂后下垂”，“从禁闭室把他拖出来，经军医近藤大尉检查的结果，他说‘治晚啦’，我说‘太麻烦啦，你把他杀了吧’，而委託给他。于是近藤用注射器向肘关节内侧静脉打了两次（注射器是百西西）空气将他杀害。”

1944年4月，在湖北省当阳县熊家坡，“在联队长命令之下，将在第一线盘踞的各大队逮捕押来后监禁中的抗日军战士5名（20岁乃至25岁左右，所属37师及132师）和抗日军情报员2名（30岁左右）做为4中队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将活人刺杀了。我在这一屠杀中，亲自砍死1名抗日军情报员”。

1944年9月，在湖北省当阳飞机场西北角，砍杀监禁中的抗日军情报员，“我用刀将该被害者1名（25岁左右）砍杀了”。

1945年9月10日，在吉林省四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在苏军管理下，由四平出发向苏联去的时候”，“指挥用卡车装运行李中，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奋起的当地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的反抗，予以还击，我命令士兵用棍棒打死了2名中国人民”。

国家档案局网站2014年7月10日发布第八名日本战犯榊原秀夫的侵华罪证自供。

这份1956年4月至5月的笔供显示，榊原秀夫1908年生于日本冈山县。1936年9月任驻伪满第1师团步兵第57联队附军医，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林口支部长。

“按照林口支部的任务，我在职期间，为準备细菌战，便命令第一课长细矢少佐实施细菌的保存培养工作”，以当时的生产量，“如撒布在中苏国境的东部地面，不但可以毁灭大量的苏联军队，同时亦达到足够毁灭中苏两国和平人民的用量”。

“为準备细菌战的捕鼠”，“我动员了部队全员进行从事捕鼠工作” ，“组织以间所少尉为长的约25名之常设捕鼠班”，“由于捕鼠工作的开始，先后送往第731部队去的老鼠总数是1945年4月1千只，5月1万只，6月8千只，7月7千只，合计为2万6千只”。

1945年3月上旬，“我根据第731部队的命令”，“把在支部保存培养着的伤寒菌、A型副伤寒菌的试验管2只，带到第731部队第一部毒力检定班”，“这两种菌种，都是合乎第731部队第一部保存菌中的标準毒力”，“为準备细菌战，它是适合于保存培养的”，“为了使它在井水中确有效力时，大约在井里放入一两个试验管，便可以达到屠杀的目的，我就是作了这样计画的”。“我因实验这种效能，杀害了4名中国的爱国人民。”

1945年4月，在黑龙江省安达县，“我是参加了在安达的杀人实验”，“4名中国爱国者”“被绑在安达演习场有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一架轻（型）轰炸机飞到演习场上空，从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弹，在50米的空中该弹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是一个特别残暴的罪行。我也是参加了这种罪行。”

1945年8月，“由广播得知与苏军开战，马上命令準备汽车出动，并将支部饲养动物除马外，即捕来的老鼠、白鼠、海狸、兔子、跳蚤及保存培养的细菌一併送交第731部队。” “命令支队将所有房屋装上稻草，并準备足够汽油，以备待命烧毁”。“将卡车及所有器材一併烧毁”。“毁灭和破坏为準备细菌战的一切证据物件。”

国家档案局网站2014年7月11日公布第九名日本战犯富永顺太郎的侵华罪行自供。这份1955年2月至12月的笔供显示，富永顺太郎1895年生于日本福岛县。1926年—1931年1月在哈尔滨日本内务事务官石川银三的事务所任职。1939年6月后，任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课长、资业局次长，总裁室交通地誌室主事。重要罪行有：“我于1938年6月调任资业局第2交通课长”，“在路警的名义下对旅客、当然也对一般沿线居民进行了不可计量的不法行为，后来路警完全成了对人民的镇压工具”。1941年12月后，“因我兼任北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本社警务局所属中央特务班班长职务”，“严格的监视取缔第三国人特别是交战国英美法国的侨民”，“对于间谍嫌疑浓厚的人予以逮捕讯问，其中三、四名送了上述日高机关。1名是白俄，其它均为中国人”。1943年10月，“派遣日本技术人员潜入西北地区作密探，蒐集交通情报”。1943年，“发现美式重（型）轰炸机B29型所用新基地，报告日本军”。1944年“製作京汉线南段铁路恢复工事计画，协助日本军河南侵略作战”。

中央档案馆2014年7月12日公布了日本战犯城野宏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据城野宏1955年1月笔供，他1914年出生在日本长崎市，1938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1949年4月被俘。重要罪行有：1941年，掠夺中国的资源，“加强了对日帝铁等军事物资的供应”。1943年11月－1945年8月，“4次派遣1500余名机动兵力配合日军攻击中国人民和八路军。派遣两个大队掩护开採煤铁矿产，并以保全队在全省掩护徵集食粮15万吨，铁约20万吨献于日军。”1946年－1949年，“我参加5次阎锡山所进行的反人民作战，抵抗解放军，给解放军二千几百名的损害，给与居民以巨大的损害与破坏”。1948年10月，“我和今村方策共谋策划，使第10总队加入太原东山战斗，给与解放军约一千余名的损害，组织（阻止）了太原的解放。”“我曾目睹十余发瓦斯弹落于解放军阵地炸裂”。

中央档案馆2014年7月13日公布了日本战犯相乐圭二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相乐圭二1954年11月笔供，他1916年出生在日本福岛县。1937年4月驻扎伪满洲国三江县。1938年7月起任步兵少尉小队长、中尉中队长、警备队长、代理大队长、大队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投阎锡山部，任少将参谋长、团长等职。1949年4月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8年7月27日，奉大队长“要好好地斩杀”之命，参与对八路军俘虏的斩杀行动。“我就用军刀砍死了其中的40岁左右像个农民的人1名”。

1938年10月26日，由南宫县向新河县进攻之际，“我用军刀砍下了在凹地里隐藏的1名青年住民的手臂”。

1940年5月，在神池县，“射杀便衣民兵3名”，“在八角堡南门外枪杀了中队从大严备镇附近逮捕来的民兵2名”。

1940年7月，在朱家川一带抓捕了12名住民审问拷打，后“以刺刀刺杀了8名，射杀了4名”。另外，还“逮捕了行宫墕附近住民约70名左右，于行宫墕东边约1000米地方，把其中30余名用土埋其半身，以机关枪扫射，全部把他们杀害了”。另本部的和泉军医中尉和条田卫生军曹共同将八路军休养所中1名重病员“作为活人解剖手段把其杀害了”。

1940年9月，参加对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反击作战，在任家村“第3中队长加藤友记逮捕了该村住民20名，于宁化堡把其全部射杀了”。

1941年9月下旬，指挥袭击王家沟，发出号令：“看到日军的住民而逃跑的都是敌性分子，赶快给我杀光！经射击的结果，射伤了住民7名”。“于东寨镇我纵容其拷问了住民10名，轮姦妇女5名”。

1941年8月－10月中旬期间，佐藤特务工作队“逮捕、并拷问了居民约40名，其中打死、射杀、刺杀20名”。

1942年2月，“扫蕩马家河村，下令射杀住民3名”。“下令追击向西方逃避的住民，结果射杀住民3名、射伤3名”。

“我于1937年4月起至1945年9月3日止，参加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事实，统计于下：即杀人总数为831名。杀人对象内计：男住民420名，女住民14名，民兵98名，八路军兵员252名，抗日军兵员38名，俘虏兵员9名”。杀人手段计：射杀、刺杀、斩首、烧死、摔死、饿死、瘐死（坐监狱而死）。

“伤害总人数为：519名”。手段是：射伤、砍伤、踩地雷炸伤、刺伤。

“强姦中国妇女人数合计为34名”。

“逮捕了住民的总人数为112名，此外在战场上俘虏兵员的人数为368名，这些人送往后方后的处理情况不明。尚有逮捕、抓捕的经过拷问和殴打审问的人数为住民215名。此外抓捕和平住民作为踩地雷、领路、当马夫、担挑行李、以及无代价奴役其修筑军用汽（车）路和筑城工事的人数有1171名”。

“对八路军在战场上使用过毒瓦斯（赤筒12个）一次一件”。

在江苏仪徵发现的“小炮艇”（2014年7月4日摄）。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江苏仪徵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中日专家多方考证，此前发现的疑似日军炮艇确认为日本侵华期间军用炮艇。该炮艇艇长17.4米，宽4.2米，高3.9米，重约30吨。 新华社发（李光正 摄）

日本侵华期间军用炮艇

新华网南昌2014年7月5日专电（记者刘彬）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李步宏只有13岁；77年过去了，这位90岁的耄耋老者已满头白髮，但他仍然清晰记得，亲眼看到日军对中国平民惨无人道的疯狂杀戮。

“用刺刀把孕妇的肚皮破开，把小孩掏出来往刺刀上一戳，还是活的，就驮到肩上，那个惨啊！”

李步宏说，抗战爆发后，人人都想参军抗日。1942年，他18岁，怀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参加了新四军，曾先后担任过通讯员、警卫和司务长。

“当兵一个多月，班长在前线被打死了，（上级）要我当班长，我说当不好呢，（上级说）当不好你学习。”说到第一次上战场，老人坦言，确实也紧张，毕竟没有见识过，却不畏惧，“打仗的时候没多想，号一吹就直接往前沖，排长、班长都带头沖，哪一个能不沖呢？”

有勇更需有谋。李步宏说，当时我军装备很差，武器弹药都很有限，不能跟敌军硬拼。“毛主席不是说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我们硬拼不过，日军一个连六七挺机枪，还有迫击炮，轰轰的。”

“日军有机枪、迫击炮，我们用汉阳造步枪，有时候卡栓还要用脚蹬，大家戏称‘脚踏枪’，硬拼不过就打游击，逮到机会就肉搏拼刺刀，我力气大不吃亏。”说起当年的抗战情景，李步宏记忆犹新。

没有重型武器，部队只能採取运动游击战，逮到机会就和日军近距离肉搏拼杀。“我们多是农民出身，力气大，拼刺刀不吃亏。”他说。

“有一次战友告诉我，你裤裆的棉花打出来啦，我一看，再往上打一点就‘完蛋’了。再有一次在临水县，把帽子打掉了，子弹在头上擦了一条沟。”浴血沙场几年下来，很多战友都英勇牺牲了，李步宏开玩笑说自己命硬，有几次差点送命，但最后与死神打个照面又活了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听到这个讯息，李步宏和战友们高兴得又蹦又跳。“大家你抱我，我抱你，高兴啊，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啊！”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算的灾难，可如今在日本却依然有人想为当年的历史翻案，否认侵华战争。李步宏说，这是在“说蛮话”，不敢承担历史责任。

1947年李步宏因为患了胸膜炎，从部队退伍回乡务农。1957年后，他回响国家号召移民到了江西德安，生养了4儿4女。闲来无事，老人也经常跟孩子们讲抗战的故事，教育他们不能忘记历史。“只要讲到他抗日打鬼子的事，饭都可以不吃，酒也可以不喝，滔滔不绝。”李步宏的大儿子李桃元说。

新华网长春2014年7月2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宗巍赵梦卓）记者从吉林省档案馆了解到，该馆最新研究成果揭露了日本在侵华过程中，研製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并用于实战的罪证。

日军侵华期间，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研製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并用于实战。在化学部队、细菌部队罪恶活动过程中，日军内部以“防谍”为目标，严格控制有关信息外泄，但在邮政检阅档案中还是露出了侵华日军的种种罪行，成为日军进行化学战、细菌战的铁证。

在一份1938年的《邮政检阅周报》中，记载了法国巴黎救国时报社发给天津师範学校米雄舒的报载内容，揭露了日军在上海到晋北使用毒瓦斯的事实：“日军对我军的顽强抵抗採取了野兽般的镇压。从上海到晋北使用毒瓦斯。日军飞机残酷地轰炸了无辜平民。”

在另一份《通信邮检月报（六月）》（1940）档案中，记载了东安中村良男给东京市中村一规知的信件摘抄，信中提到日军在从事化学武器研究。此信被没收，写信人被监视。

此外，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央检阅部1939年《通信检阅月报（七月）》档案中，记录了该年6月石井部队（731部队）作为特殊秘密部队到前线作战的史实。此信泄露了日军与苏联在诺门罕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战的情况。

吉林省档案馆馆长尹怀介绍，邮政检阅档案是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公布的450件邮政检阅档案，全部为日文书写，涉及信件4．5万封，其中日本人的通信占50%以上，时间跨度为1937年到1945年。

邮政检阅档案诞生于日本侵华时期，为防止日本官兵及国民通过信件电报等泄露军事机密及日军烧杀抢掠罪行，日伪当局制定了军事邮件检查及地方普通邮件检查制度，地方检查部门按月上报中央检查部门。这些“违禁”内容被日军摘抄整理成册，上报军队高层，形成了《邮政检阅月报》。

尹怀说：“这些档案是由日本宪兵队摘抄整理的，所摘录信件的内容完全出自日本侵华的亲历者、见证者之手，内容丰富，案例鲜活，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客观性。”

中新网长春2014年7月4日电 (李彦国 陈博宜)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一批对馆藏日本侵华档案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多份档案涉及侵华日军对重庆、长沙等地实施大轰炸的细节，描述了日军对平民区、非战斗人员集中区实施轰炸，以及所炸之处废墟满目、尸横遍野的场景。

吉林省档案馆馆员柳泽宇介绍，本次公布的研究成果中，涉及此内容的档案有10件，均来自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邮政检阅月报》，包括5封信件、4封报刊辑录和1篇传单。

在1939年9月一封收信人为启东公司M。杰特森的信中，描述轰炸重庆时写道：“在这个夏天一开始进行了连续3天的集中空袭，在此期间投下的炮弹导致1万多人受伤，30户人家烧毁，1/5城市街区遭到破坏。有好几个炮弹落在了英国总领事馆的区域内，导致25名支那人惨死，在瓦砾堆里发现8名孩子的尸体。”

柳泽宇介绍，日本宪兵队在对这封信进行秘密审查后，作出了“扣押”的处理。

在一封由上海华北每日新闻社发出的信件中，描写了1939年9月4日36架日军飞机对重庆西郊的轰炸：“9月4日凌晨1时30分和3时，36架日本飞机分两次对重庆进行了空袭，炸弹主要投放在西部郊区一带。”“路透社特派员发现了在重庆西郊汽车受到爆炸袭击的痕迹。炸弹虽投下很多，但造成的损失不大，只有工厂和中学受到损失。”同样，这封信也被“扣押”。

在另一封由上海法文上海日报社发给奉天小南关天主教堂的报纸中，也有关于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的记载：日军战机经常向这一非战斗人员集中地区投放炸弹，引起了无数的火灾，投放的炸弹超过1000枚，人民被残忍虐杀。

在一些档案中，还记载了中国空军击落日军战机的内容。1939年日本宪兵队扣押的一封信中写道：“空袭警报拉响后，中国战斗机马上迎击日本飞机，展开了空中战斗，击落了3架日本飞机。坠落的日本飞机被运到重庆，陈列在民众面前，供市民参观。”

柳泽宇介绍，除了重庆大轰炸外，档案还记载了日军对长沙、扬州、宜昌等地实施突袭，并炸毁英国船只等情况。

吉林省档案馆副馆长穆占一表示，这些侵华日军自己形成的档案所记载的内容，以战争中平民百姓的视角，真实描述了大轰炸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痛，成为侵华日军在中国残暴罪行的铁证。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央检阅部1940年《通信邮检月报（三月）》。档案记载了珲春煤矿会社田中操三写给长野县半田彦七的信件摘抄，记录了从张鼓峰到东宁的国境线地下修筑了不逊于马其诺防线的重要要塞，此内容因暴露了日军对苏秘密军事工程而被删除。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日军曾在中苏蒙边境地区秘密修筑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军事工程，而在修筑这些军事工程中，数十万中国劳工遭受了非人待遇。

吉林省档案馆通过对450件日本侵华时期形成的邮政检阅档案进行研究，发现多份参战日军信件中透露出强烈厌战心理，甚至还有军人想要脱离战场，让母亲以“母亲病危，马上回来”为由，发电报设法让其回家。(中新社发)

新华网长春2014年7月6日电（记者刘硕、李汶羲）吉林省省会长春曾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傀儡伪满洲国的“首都”，如今依旧留存有伪满洲国“国务院”、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等日伪时期建筑旧址。如今，这些“不可移动的罪证”正以自己的方式控诉着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占地面积13.7万平方米伪满“皇宫”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妄图分裂中国、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最典型的历史见证。

这座昔日的“皇宫”如今成为全面展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设有《从皇帝到公民——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史实》等展览，每年接待观众超过120万人次。

“七七”前夕，长春市的部队官兵、高校及中国小校师生等各界人士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参加“日本侵华”主题展览等活动，每逢“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等重要纪念日，这里都会举办相关活动。

据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金旭东介绍，吉林省现存涉日建筑达1200多处，大部分位于长春市，其中伪满洲国“八大部”及日伪军政机构旧址等建筑群都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从长春市文物管理部门了解到，除伪满皇宫旧址等少数建筑用于展览展示外，大多数建筑被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等机构使用。

长春市新民大街两侧坐落着伪满洲国“国务院”以及“八大部”等旧址。其中，规模庞大的伪满洲国“国务院”主体建筑呈“王”字形，折射日本当时称王称霸的野心。这座建筑现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使用。

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李立夫表示，现存的日伪建筑是我国东北近代史的缩影，看到这些建筑仿佛看到了一部充满悲愤的血泪史，这些建筑罪证能进一步揭露出当时日本侵略者企图殖民东北、占领全中国的险恶用心。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表示，这些日伪建筑是现代人了解东北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视窗，这些罪证是不可移动的，其所代表的罪行是任何人都无法抵赖的。

由于此前人们的保护意识还不够强，一些日伪建筑曾遭到损坏甚至拆除。吉林省档案馆馆长尹怀建议，应把更多日伪建筑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这些不可移动的罪证成为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最有力武器。

由某集团退休干部、82岁的张圣鸿老人举办的民间“七三一”罪证展将于2014年8月在平房区友协街道东风社区举办。本此展览共分八大主题，展出珍贵图片160多张。

1993年张圣鸿从某集团退休时，发现自己的孙子根本不了解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这让从小深受侵华日军迫害的老人萌生了举办展览教育孩子的想法。说起侵华日军的细菌战，张圣鸿老人说，他的老家湖南省常德市关庙街就是细菌战的战场。中日常德会战前，日军对张老的家乡进行了轰炸，家里房屋全部被炸毁，母亲带着张圣鸿跑到了金霞乡避难。这时传来讯息，在常德打工的父亲被炸伤。1941年11月13日，与张老家仅隔一条小巷的关庙街12岁的蔡桃儿死于日军投放的鼠疫，蔡桃儿是常德细菌战中第一个死亡人员。张圣鸿老人后来专程採访湖南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了解到日军在常德细菌战中致1743名老百姓(不包括军人)死亡。

1993年后，张圣鸿成为七三一旧址陈列馆志愿者，并精心收藏了200多张涉及“七三一”的珍贵图片和图籍资料。平房区东风社区了解到老人要举办“七三一”罪证展的想法后，全力配合进行布展。本此展览分为以史为鉴、日寇侵华、东虏暴行、抗日战争、英烈永存、抗战胜利、面向未来等八大主题。

“731遗址”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真实记录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研製、生产、试验细菌武器的全过程。目前有全国重点保护旧址23处，现存旧址整体规模庞大，占地达24．8万平方米。

“731遗址”多为砖混结构，经过70余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部分建筑材料已超过使用年限。记者在731遗址特殊武器研製厂旧址的西侧大房看到，该房北山墙出现斜裂痕，南山墙严重开裂，东西两侧纵墙均外闪，屋架局部塌陷，外纵墙受冻融破坏严重。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遗址保护部主任宋吉庆介绍说，建筑老化、风雨侵蚀、冻融破坏等是造成大量旧址建筑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对731旧址砖混结构建筑採取加固措施，加速推动“731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加快建设731战争遗址公园和罪证陈列馆新馆。

吉林省公布了日本侵华档案最新研究成果——450件邮政检阅档案。这些保存在吉林省档案馆的档案形成时间为1937年到1945年，全部为日文书写，其中日本人之间的通信占50%以上，充分披露了日军侵华的种种罪行。同时，汇集最新研究成果的《铁证如山——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邮政检阅月报专辑》两本图书，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吉林省档案馆内的日军侵华档案，记录着日本在中国乃至亚洲犯下的滔天罪行。”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赵玉洁二十几年都在和这些档案打交道，“1945年日本投降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没来得及彻底销毁，这些档案才得以保留下来。”

邮政检阅是日本侵华时期各地宪兵队针对日本军人、军队服务人员、日本民众，殖民地、占领区的军政要人及普通民众、外籍人士等往来信件、电报、电话、出版物进行的秘密检查。各地宪兵队对其中反映日军暴行、战争实态、危害日军统治或可资日军利用的内容进行消除、扣押等处理，并摘要辑录形成月报或周报。

吉林省档案馆副馆长、新闻发言人穆占一介绍说，邮政检阅档案所摘录信件的内容完全出自日本侵华时的亲历者、见证者之手，“亲手所为、亲眼所见、亲笔所写，具有不可抵赖的原始性”。

“整理这些档案，对档案工作人员是精神和感情的折磨。最初接触这些档案时，里面描写的日军烧杀淫掠等暴行的场景，让人经常做噩梦。”赵玉洁介绍说，有的同事在研究731部队罪行档案时，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抑郁。

据介绍，档案中被检查信件的发信人、收信人的姓名、住址均可查证，很多信件内容与历史事件相吻合。“邮政检阅月报档案内容多属于日本军人、‘开拓民’等写给亲人的家书，其内容对事件描述往往是最原生态、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衣保中说。

衣保中教授在研究中发现，邮政检阅月报档案中有一份非常珍贵的档案，反映了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对苏军发动了化学战，这份档案明确记录了“石井部队被派往前线”。衣保中介绍，所谓的“石井部队”就是731部队。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研製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介绍，邮政检阅月报档案记录了日军视劳工生命如草芥，与狗同等对待的反人道罪行，在关东军的镇压和苛酷管理下，数十万中国劳工在修筑军事工程中变成了白骨。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胜今认为，这批档案提供了第一手档案资料，充实了1935年以后到日本战败期间利用白俄罗斯移民侵略远东的罪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栋樑介绍说，邮政检阅月报档案资料大量反映了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也揭示了白俄罗斯人、朝鲜人对日本的占领的不满，以及一部分日本人本身对军国主义的排斥和反对战争的态度。

中日关係史学会副会长王泰平介绍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建设东亚永远的和平”“建立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共同体”等幌子，发动侵略战争。对档案的整理公布，也是对日本人民保卫和平的有力支持。

吉林省档案馆将联合国内科研院所、国内顶级专家加入研究，同时邀请国外专家进行国际合作研究。穆占一说：“《铁证如山》系列成果将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发行，让国际社会了解日本侵华的铁证，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对侵华战争种种错误言论”。《 人民日报 》（记者岳富荣祝大伟 2014年07月06日 04 版）

2014年7月6日，南京大屠杀倖存者、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网站开通仪式。当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南京保卫战老兵、南京大屠杀倖存者李高山点击页面，由中、英、日三种文字版本的“国家公祭网”（THE NATIONAL MEMORIAL）上线。该馆馆长朱成山表示，这标誌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逐步拉开序幕。2014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网”还将增加俄、法、德、韩等四种语言文字版本。据介绍，中文版主要分为公祭谘询、海外公祭、线上公祭、公祭回音、公祭教育、公祭知识、网上史料等七大板块，英文、日本版均分为线上公祭、公祭谘询、公祭知识、论坛互动等四大板块。在国际性方面，网站还按不同地区设立了公祭区域，如港澳台公祭、东南亚公祭、欧洲公祭、非洲公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