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47年间，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

从“一贯道”骨干牛克瀛家中搜出的武器

1949年前后，一贯道在上海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而该教上海总坛，所辖範围并不止于上海市範围，如常州、杭州、温州等地分坛，亦归上海总坛管辖。如此，当不难揣知，“一贯道”当年教徒之众。有学者认为，极盛时期的一贯道，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当非虚言。

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等。

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但在张光璧等人的活动下，起诉无疾而终。

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连”。一方面，“民间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设教的动机，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谋得金钱财物为出发，极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叛变造反。他们凭着粗通的民俗医术，编造一套消灾祈福、追求来生富贵的宗教理论。”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一则是因向往来生富贵的理论可以摆脱现世的贫穷，一则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谋取教职可以传徒收钱。”

换言之，所谓“民间秘密宗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越高层级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财源；越低层级的教徒，所获财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扩充教徒人数，方能扩展财源。这正是民间“秘密宗教”——自民国之“一贯道”，至今日之“全能神”——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至于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

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们乐意加入“一贯道”，成为教内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该道敛财名目极多，如捐钱办道、考财、度大仙、功德费、开荒费、坛主费、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等等——投桃报李，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随意更改其教义，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内战期间，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谶语，妄图渔利。

“愚者求福，黠者敛财”，是近乎所有邪教组织的基本特徵。洞悉此节，以作针对，对识别、削弱邪教组织滚雪球传销式的发展，应有裨益。

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伊始，民警们在社会调查工作中，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供奉“师尊”和“师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和没文化的普通民众，也有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中的道徒和道亲也为数不少。进一步调查得知，建有道坛的是一贯道的传师家，并且为数不少的传师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就是日伪时期当过汉奸和国民党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一贯道道徒和道亲。民警看见，道坛所在的屋子里烟雾缭绕，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像燃香跪拜。被称为“三才”的三个未成年孩子用被称为“扶乩”的把戏骗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训”字写在纸上，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的也不要紧，“捨身办道”即可。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历时两个月，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经过这场斗争，北京的一贯道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被彻底摧毁。

一位外国记者撰文说：“共产党是一把铁扫帚，一扫帚把妓院扫光了，又一扫帚把一贯道扫光了，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