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尽对世间风雨的耐受。
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尽对人生坎坷的淡然。

一则故事，就是一段历史。
最坎坷的经历，炼就最淡定的人生。
细细品读，方能感知箇中滋味。

王学泰，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範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代表作有《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水浒与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等。

书中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因为心里太满，冲动太强，所以不得不“流”出来的。相信读者会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快乐，这将是一位读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极致。
——李银河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自序
少年旧事忆城南
关帝庙记事
我与“第一本书”
天桥杂忆
附：老天桥的复兴恐怕不那幺容易
附中小记
生活的第一课
一本书的故事
野驴顾惟乔
娱乐记往录
那个连阴雨的秋天
永难忘却的那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
南口杂咏
北京第一监狱生活散记
我的一次上访
读书生活的转折点
老去文章浑漫与
一件小事，一点议论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知识分子应如何定义？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个职业；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种身份；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追求真理的人；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批判社会的人。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在所有这些定义中，我最喜欢法国大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的定义。据他说：“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态、传播，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满足于写小说或诗歌；与艺术家也不同，艺术家需要创造艺术作品；和学者也不同，学者寻求的是真理。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比如雨果，当他写《世纪传奇》时，他是作家，但当他写《死囚末日记》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在法国取消死刑，或者是写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就是为了打倒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制度。还有画家库尔贝，当他画《奥尔南的葬礼》的时候，他是一位画家；但是当他加入巴黎公社，主持讨论摧毁拿破仑树立起来的旺多姆圆柱的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也为此入狱。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科学界的约里奥·居里或者是萨哈洛夫，当他们为核工业能源工作的时候，他们是科学家，但是当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时候，或者是主张维护人权的时候，就是知识分子。萨特在出版《词语》的时候是一位作家，但当他主持罗素法庭批判美国入侵越南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位知识分子。”
这套丛书取名知识分子丛书，就是在德布雷意义上取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有各自的专业，在这套丛书中，他们都写了一些超出自己专业之外的文字，在公共事务上发言，批判社会，关注与社会的发展有关的议题。我编这个丛书有两个遴选标準：第一，要有思想。第二，文字要好。
为了这两个标準，我大费周章。如果论文字好，首选王小波、李零和冯唐。他们的文字都是我最喜欢的。借用冯唐评价文字好坏的标準，这三个人的文章我看的时候都曾大笑。在我京郊的住所，我读李零的文章笑倒在榻榻米上。冯唐的文章也曾大笑多次，差点诱发哮喘。小波的当然早就笑过。还有崔卫平佐证，她对我说，读小波的东西不能在捷运这样的地方，因为你一旦大笑，别人会以为你发了神经病，所以她说，她是和十几岁的女儿一起坐在家里床上看的，看着看着就笑倒在床上。
我相信，这里选的知识分子作家都是中国当代最好的写作者。他们敏锐的思想、独到的视角和美好的文字是我国文坛的最佳收穫，也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最高境界。我请他们每个人自己选出自己最得意的文章，每人十万字。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估计十万字是人们耐心的极限，请不要让我后悔应当把每本字数定在八万。可以放心的是，这些作者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们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逼出来的（没的写硬写），而是“流”出来的。因为心里太满，冲动太强，所以不得不“流”出来的。相信读者会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快乐，这将是一位读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极致。
可惜的是，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这套丛书最终无法收入李零、秦晖、吴思、葛剑雄等人的文字，遗憾之至。
李银河
2012年9月30日
自序
这个集子所收的大多是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散文与随笔，或者说是多少带有点自传性质的文章。
写自传对于我们那一代中国人是不陌生的，我们生活在垂直的组织化的社会，你那点事总得让组织知道呀，因此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怎幺讲求“个人隐私”的，连少奇同志都说“自己事不论大小无不可向组织言”。“文革”中没少批他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批“向组织言”，而是批他做不到，说一套，做一套。可见“无事不可向组织言”还是正确的。把自己的事告诉组织，光嘴说还不行，最好还是写，这就近于自传了。
1950年代初，我上国中，正逢“忠诚老实运动”，只要是在国家单位工作的，人人要写自传，而且要货真价实，不许吞吞吐吐。那时，连作文题都是“我的自传”，一个十三四岁孩子有什幺可写的？但还得搜寻枯肠，拼凑词句，装作大人的样子，发表对人生的感悟，真是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到了高中，开始参加政治运动了，在红专大辩论中，批判个人主义。为了做到红专相兼，第一步就是向党交心，把丑陋的、不正确的思想向组织说清楚。写自幼以来的思想经历，这就近于思想自传了。依稀记得我曾写过：小时候，母亲老给我讲穷孩子认真苦读的故事，从而事业有成，考中进士，做了官，给祖宗争光。这就是自己为什幺生在新社会而又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的原因，最后还要表态要与这种影响划清界限，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也许是个性所致罢，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总觉得自己跟不上社会的脚步，时时有掉队之感，例如学校组织大家到郊区参与亩产小麦120万斤的高产田的深翻土地活动，我就表示不理解而被校方从大跃进的行列中开除，并责令回学校写检讨，深挖错误的思想根源。这一般都要从家庭写起，按照社会的要求猜度你还没有降生前的情景。（我看现在贪官写检讨还是这个路数，五十年一贯制）这是个包括家庭背景的自传了。再后来也许是自己命不好，或者说缺乏自我矫正的能力或习惯，不断地出错，不断地检讨，不断地挖犯错的根源，于是小时候的经历就不断地回到我的记忆中来，所以写自传对我来说不是什幺难事。
前两年老同学和同事闵家胤先生拿出了一本五十年前（1960年）为全班同学写的小传，自然也包括我的小传。我上高中时闵家胤是我们班的班长，1960年考大学时，他立志要考北大哲学系，没想到给分到不入流的二类学校——北京工农师範学院中文系，与我沦落到一个学校、一个系。他很生气，但也没办法。
1960年的高考是非常奇怪的，从上高三开始，北京教育局想要使北京高考成绩超过福建、上海（五十年代老是福建、上海、北京是高考考分的前三名），从高三开始要求人人住校，严格执行作息制度，加大複习作业量，三天两头搞模拟考试，要求把成绩提上去。当时的北京教育局孙国梁局长亲自主持两次全体高三毕业生参加的誓师大会，全体同学也以获取高考高分自我勉励。可是考完之后，考分突然不作数了（那年发榜非常晚，到8月下旬大家才拿到通知书，其中必有反覆过程，但至今尚未揭露出来），大学录取完全靠政审。政审时有四个戳子：破格录取，一般录取，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大约闵家胤就属于“降格录取”的（他是班主席，本身不会有问题，但父亲是国民党航空公司的起义人员，这是会影响录取的），所以，他心里憋了一股气，早早报了到，表示“服从分配”。但到了学校，没事情做，就写了这份同学小传。他说，“文革”当中，许多文字资料都被学生抄走了，包括日记等，但写小传的本子却无意被保留下来了。于是就可以看到五十年前，我在先进同学心目中的印象：

王学泰
旧地主官僚家庭出身，解放后父亲劳改。家开补地毯作坊，到现在还是私营单干。这是一个在旧诗词、旧小说薰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中西若干唯心主义哲学着作、一大堆历史知识、美学知识、音韵-文字学知识……等等，等等……杂七杂八充塞在他头脑里。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疏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放蕩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他嚮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一切新事物他都用指手画脚的嘲笑来表示厌恶，一切积极分子他都认为是营营追名逐利的小人。在思想上他常说自己“又走进了死胡同”——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任何新事物的缺点、失败他都欣喜，它都用来证明自己是时代目光犀利的受难者。高一高二时，他是班上的“白旗”，各种反面言论的维护者，受到过多次批判。劳动中他踏实苦干，有些进步。这个人有哪几项好的品质，使他还能跟随时代的潮流呢？高一高二时他敢于谈出自己真实的思想，追求真理；他时时感到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得阅读些新书；他珍视友情。
他是个白脸虚胖子，睡眼惺忪，外号CлaTb（俄文“睡”），眼镜，手錶，府绸衬衫。现跟我同院同系。

开始说家庭的一段不确切，我父亲是个手工业者，製做仿古地毯，抗战之前一度发达过，日本占领北京后，把羊毛列入军用物资，不许民间经营，家庭日益走下坡路。最后一句是完全正确，我们俩同院同系，困难时期北京工农师範学院解散，学生教师都归併到北京师範学院，我们仍然是同院同系。其他的如不追求进步、喜欢读书也是事实，但不像他说的读那幺多书，他说的那种程度我五十年后的现在也没达到。其实当时仅仅是“追求丰富知识”乱读书而已，而且乱读了许多没有什幺用的书，因书而兴奋，缘书而倒霉。在高中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于是连续的倒霉就不可避免。1964年大学毕业时清理思想就被清理了出来，成为“反动学生”，那年师院毕业一千余人，公开划的就我一个，但还有“内定”的八位，就是不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还分配工作，但分配后第一年去农场劳动，在档案上写上。闵家胤兄毕业也“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不过还属于“内定”的，先劳动了一年，才分到中学教书。我是在各种苦难中辗转，后事出偶然，又被送入监狱。
厄运真正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安定了。我也有了一份能把谋生与爱好统一起来的工作，后来成家，有了妻小，直到退休，不愁吃穿冻馁，再也没有因为一两句话说得或写得不当，有人找你麻烦了，有了点过去人们艳羡的“庸福”。龚定庵说“文格渐卑庸福近”，我的“文格”从来也没高过，“庸福”冉冉而来，也属正常吧。
前两年，工人出版社的王建勛兄没有退休的时候，约我写个自传。我说只想分着写点各个生活阶段的感受。比如读了几十年的书，我写了一篇《读书随想录》五万多字，1999年《十月》杂誌分为两段发表；还想写一篇“娱乐记往录”记北京从1950年代到1960年中看电影、看话剧、听戏、听音乐的有趣生活。其他如在南口劳改、在农村劳动、在监狱的生活和近三十年在学术界活动都不乏可记之处。他说这不就是“自传”吗？快写吧。可我觉得规模太大，他又催稿很急，就为他写了一本别的书，所谓“自传”就搁下了。当然如果有报刊相约，往事还是经常出现在笔端。集子借用了苏东坡的《定风波》中的名句。非敢以坡老自拟，而是反思自己一生的缺点真是与他有相似之处。就是都没有做到孔门的两大告诫：“节饮食，慎言语”。坡公感慨这是“人之所共知而难能者”（《东坡易传》），所以他才一肚皮“不合时宜”寄之于诗。闹出了“乌台诗案”，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差点没能出来。本来因诗得罪，应该接受点教训，可是当皇恩浩蕩，快到此年除夕被释放了，又写诗云“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也给他酝酿了后祸。虽然我也早就知道这两大金律，但总觉得这是对有权有势的君子说的。他们生命金贵，生老病死关係着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福祉；他们是“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口”之事亦大矣，要把好这一关。至于平民百姓，命如蝼蚁，言若飘尘，爱吃什幺就吃点什幺（前提是别闹“自然灾害”和买得起），口无遮拦也没多大关係。到老了才懂得这两条的普适性，也可以说这是传统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吧。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坡翁贬居黄州之时，玩赏于沙湖道上，遇雨。雨具先去，同游之人狼狈不堪，而东坡浑然不觉。一会儿雨停了，他写下这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虽然才情不能望坡公项背，但对风雨的耐受，差可相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