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1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后就读于北京四中。

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理论物理与核物理专业的高材生。曾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1958年，到中国科技大学任教。

1972年，时值文革中複课闹革命时间，方励之等9位教员，受到60年代国际一系列天文学新发现和新理论的吸引和激发，在方励之的带动下，自发组织起来开始了相对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的研究。

1978年9月27日，安徽省革委会教育局批准方励之等7名中国科技大学教师在恢复职称制度后首批晋升为教授。后任物理教研室主任及天体物理研究室主任。

方励之

1979年，方励之应邀赴义大利罗马大学讲学，被聘为物理系客座教授，后又先后在英、美、西德、爱尔兰、日本等国讲学，是英国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

1981年3月23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81年6月15日~7月2日，以方励之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一行10人赴巴基斯坦伊斯兰玛巴德参加“第六届国际物理学和当代需要夏季讲习班”。

1982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院同意方励之作为国际物理中心协会（ACIF）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3年3月1日，中国科技大学决定将物理教研室更名为基础物理中心，方励之教授任基础物理中心主任。

1984年9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原子能委员会聘请方励之教授担任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义大利）的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这是首次聘任中国学者为该委员会委员，为期两年（1984—1985）。

1984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决定方励之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任期为五年）。

1984年11月7日，中国科技大学决定成立学衔委员会，并调整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方励之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84年11月23日，中国科技大学决定对二级机构进行调整。方励之兼任天体物理中心主任及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

1984年11月24日，中国科技大学决定调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编委会，方励之任主编。

1985年3月14日，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三届成员。

1985年10月26日，中国科技大学成立财务大检查自查领导小组，方励之任组长。

1986年9月11日，经中国科学院批准，由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龄先生捐赠，设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亿利达实验科学奖学金。方励之任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86年11月14日，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和刘宾雁来到北京中关村812楼许良英家，準备在1987年春天举办一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由方励之草拟，时间定在1987年2月3日至5日，联繫地址是许良英家，发起人署名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

1986年12月4日，是日晚，方励之在学校竞选西市区人民代表的演讲会上声称：“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在他的影响下，翌日，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部分高校学生便上街游行。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约胡耀邦等人谈话，邓小平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乾什幺？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被开除党籍并撤职。

1987年1月16、17日，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开除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党籍的决定，原因是其煽动学生闹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提出要改变共产党，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等（安徽省纪委档案公布日期为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1月13日《安徽日报》在第一版上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班子发表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论，并由人民日报转载。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

1987年1月17~24日，中国科技大学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和学生工作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87）第一号档案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批判以方励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1989年6月5日，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在林培瑞的唆使下畏罪窜入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寻求庇护。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闻讯后，考虑再三，不敢接受这一请求，生怕此事对使馆不利，便派使馆政治处的官员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与方夫妇交谈。二人向他们说明：给予“庇护”会引起很多麻烦，如方一家住下，其他被通缉的人也跑来，使馆将无法应付。他们建议方励之另找地方躲藏，若实在无处去，美方可给办出国签证，方夫妇可设法逃往国外。经过3小时的劝说，方夫妇同意留下护照，请美方办签证，次日自行去取。李洁明如此处理，是根据美国国务院过去曾对驻外使馆做过的规定，即不要轻易接受庇护申请，否则将给使馆带来麻烦。

美国驻华使馆当即将上述过程申报国务院。国务院中国处代处长贝德尔接到申报后，立即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过去的规定只适用于一般情况，是针对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使馆而制定的。他认为当前是美国支持的“知名不同政见者”在危机情况下求救于美国使馆，若拒之门外，一旦遭受不测，让美国公众得知后，必然兴师问罪。贝德尔于是紧急请示副国务卿金米特，还打电话给白宫主管官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上级批准后，他立即向使馆下达指示：马上接受方励之入馆。

李洁明得到指示后，即派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二人前往寻找方夫妇。此时方励之夫妇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佩里·林克护送下到了建国饭店，住进《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马修斯的房间（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这次对方夫妇优礼有加，不但同意他们进使馆，还称“你们将是布希总统的客人”。

他们四人像间谍一样行事，从建国饭店后门溜出，进入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小麵包车，直奔李洁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妇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内。美方规定，夜晚方夫妇不能开灯，白天不能出门，绝对不能让中国警卫人员发现行蹤。

中国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励之夫妇的下落，不但马上增派警卫把官邸团团围住，严查出入人员，而且两天后，即1989年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召见李洁明，严正警告美方，方励之犯有策动动乱的罪行，美方庇护这种罪犯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抗议。

从此，美国非法庇护方励之便成为中美政府间的一场严重外交交涉，长达一年之久。

李洁明正式迁入官邸后，便叫方夫妇迁出客房，重新把他们安置在官邸大院后面的医务室内。室内窗帘都拉上，大门加固，全室安装报警系统，任何人不準入内，还安排了专人为方夫妇採购食品、选送书报。

李洁明不轻易与方夫妇会面，有事要见时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国工人、佣人皆已离去，才偷偷与方见面。

李洁明曾制定一项计画，想用外交信使信箱或男扮女装偷运方励之出境，被美国国务院制止。中方听到风声后也向李洁明提出交涉，不得偷运方离开北京。李洁明只好作罢。

方励之夫妇待在美国大使官邸内，对中美两国都成了提心弔胆的事。对中国来说，总怕他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加强了对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不胜其烦，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反华势力常以此製造反华舆论。对美国来说，也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来，造成了极大不便。

第一个提出解决此难题的是邓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邓小平提出了恢复中美关係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包括双方谈判解决方励之问题和美方解除对中方的制裁等。当时邓小平指出，在方励之承认违法的基础上，中方可让他离境，但美方要保证他不得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基辛格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希总统转达。美国政府几经考虑后，由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向中方作出正式答覆：

（一）由李洁明大使就近与中方讨论解决方励之问题的办法；

（二）中美关係的其他方面由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与美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谈；

（三）欢迎双方就经济合作上的大项目进行研究；

（四）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1990年合适的时间访美，以完成关係正常化的进程。

从美方的答覆来看，似乎颇有诚意。但由于随后东欧政局发生剧变，美方错误地对国际形势进行重估，放弃了与中国改善关係的努力，使上述答覆中的大部分内容落空或未谈出结果，只剩下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中。

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与李洁明大使进行的。这一谈判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1990年6月25日双方才达成谅解，主要内容是：在方励之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方书面承认他的言行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励之夫妇出国就医。方夫妇出境后，先在英国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美国南方的亚利桑那大学。方夫妇出境后过了一段时间，中方也批准他们的儿子去美国。

这一案件的解决，虽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鬆，如当月美国宣布不再阻挠中国取得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它对缓解中美紧张关係起了一定作用，对布希总统当月宣布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1991年，方励之与达赖

赴美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至死前仍处于学术活跃状态，每年皆有若干学术论文发表；

2001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院士，在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準则》时说，已有2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13日《南方周末》报导，两院士是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和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陈敏恆。其中，方励之被除名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2005年1月9日，因抗议“中国人权理事会”组织内部财务管理混乱而与林培瑞等理事退出。

2010年12月2日，美国物理学会公布2010年度新增会士（APSfellow）名单，方励之（Li-Zhi Fang，亚利桑那州大学）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美国物理学会声称：“他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对于中国、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学生的那种激励人心的领导、教学以及辅导的能力；对于中国人权，不知疲倦、无私、勇敢、持续不断地支持。”（For his important work in cosmology and early-universe physics；his inspiring leadership，teaching and mentoring of students in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and his tireless，selfless，courageous and continuing advocacy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2012年4月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寓所内死亡。

2012年4月9日，环球时报刊登《社评：顺历史而行，个人力量才能激活》，评价方励之死亡一事。文章指出国家和民族复兴中国人梦想了一二百年，今天它就在眼前。支持它、推动它应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行动。而且顺其势，个人力量才能激活。逆其行，个人的才干和生命只能空耗，最终被这个时代淹没。

理论天体物理学（Theoretical Astrophysics）、宇宙学（Cosmology）

在广义相对论、宇宙学和数值方法等领域有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学历的学生。

Off-equilibrium dynamics of inflationary perturbations.

Dynamics of cosmic baryon fluid and dark matter （NSF AST-0507340）.

High order accurate weighted essentially non-oscillatory（WENO）algorithms: simulation of cosmological hydrodynamics and radiative transfer（NSF AST-0506734）.

方励之是我国最早研究雷射理论的物理学家之一，为发展非线性光学理论做出了贡献。十年内乱中，方励之在被“隔离”期间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及相对论天体物理，1972年在我国首先发表宇宙学方面的论文。随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织起了“民间”的天体物理研究组。在他领导下，这个小组的同志用光度指标法研究类星体哈勃关係，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他们还第一个指出电子对产生吸积区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反常中子星的模型理论。

1985年，与日本京都大学基础物理研究学院佐滕文隆教授一起合写的论文《类星体红移分布中的周期性是多重连通宇宙的一个证据》荣获国际引力研究基金会论文奖一等奖。

着有《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期坦相对论》、《宇宙的创生》、《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等散文有《重访卡普里》，译作则有《引力论》（台湾省正中书局1998年版），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初版）天体物理学分支的主编。

《中国的萨哈罗夫：方励之》，许行编，九龙：田园书屋，1987年

《方励之：“中国的沙卡洛夫”！》，石中玉、王莉莉合编，台北市：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方励之的真面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法律出版社，1989年